贵州大学法律系 肖艳红
需要的偏斜
从八十年代以来，大学生犯罪率呈上升的趋势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此，笔者认为导致大学生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生自身需要的偏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追求享乐的需要。这是大学生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类需要偏斜。据有关调查，盗窃犯罪约占大学生犯罪总数的50%左右，居大学生犯罪的首位。这种犯罪行为的发生大多与这些大学生追求享乐的心理需要有关。这类大学生的家庭条件往往并不困难，但他们追求高消费，享乐成了优势需要。一旦经济“吃紧”，向家里伸手难以满足时，便产生盗窃的动机。调查显示，女生只占犯罪大学生的极少数。其中，从事卖淫和盗窃的则占到了70%，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满足享乐。
满足报复的需要。在大学生的犯罪类型中，打架斗殴、杀人伤害、强奸等这类人身伤害的犯罪是仅次于盗窃犯罪的第二大类案件。这类案件中约有30%是由于大学生极强的报复心理所引起。有的大学生恋爱不成，因爱生恨报复对方。有的仅仅因为一句玩笑话或一点小事，认为被对方侮辱便杀害或打伤对方。
寻求刺激的需要。大学生普遍具有较强的求知欲，但如果在求知欲中低级的情绪体验——寻求刺激成为优势需要时，往往会迎合那些情调低下的东西或满足自我畸形的求新求奇的心理。南京某高校一位女大学生煞费苦心设计作案手段实施盗窃，又将盗窃来的物品精心销毁和遗弃。被捕后她坦言：“我模仿警匪片中的情节，每次作案时都有成就感，特别刺激。”
社会认知上的自我中心观
所谓社会认知上的自我中心观是指在个体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上往往只从自我的立场出发，而不能从他人或社会位置去思考问题或处理问题的认知方式。社会认知上的自我中心观正是阻挡个体客观认知他人与正确把握社会规范的一个心理问题。刘海洋伤熊和马晓明杀亲事件的一个共同的原因正是他们在社会认知上的自我中心观。
刘海洋伤熊行为的发生缘于对熊的嗅觉进行验证。是什么阻挡了在他实施这种行为时不去思考此行为方式的正当性及可怕的社会后果？而社会认知上的自我中心观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这种认知结构下，个体往往只从本位或自我欲望去看事和行事。由于不能从他人或社会角度去分析问题，在进行某种社会行为时，也就不能或无法了解他人对此的真正态度，不能意识到或了解社会规范对此行为的评价，对社会规范的遵从难免不会发生问题。尽管他已处于青年晚期，却仍然没有学会从社会的角度来思考评判自己的行为，以致无法约束自己。其伤熊行为反映出他在社会认知上仍然没有超越儿童时期的“自我中心状态”，其心理水平与社会角色极不一致。
马晓明杀亲则是一例典型的以自我中心观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案件。
马晓明因退学事件，在害怕告知父母真相使父母失望，与不得不告诉学校父母对其退学态度的矛盾冲突中，先想到自杀，继而因担心自己的自杀会引发家人的伤心，干脆采取这种一了百了的极端方式以求得解脱。在整个事件中，从表面上看，马晓明自始至终都想到了自己的家人，一直在替他人着想。但他仅仅是按自己主观愿望来分析和处理问题，而不能真正站在他人的位置与社会角度来分析问题和处理困难。他的行为所反映出来的社会认知方式同样是自我中心观。因为对他人与社会规范的真正理解，不仅意味着能替他人着想，更重要的是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替他人着想。因此，在自我中心观的制约下，他无法他位思考，而只能凭自己的想当然去做，最终无法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懂得如何求助于他人。
自我意识的混乱
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身的意识。自我意识表现为自我概念、自我评价和自我理想的辩证统一。所谓自我意识的混乱是指个体无法形成正确的自我概念和适宜的自我态度，以致不能达到自我同一性的确立而获得安定、平衡的心理状态。
青年期被称为“第二次诞生”的时期，是自我意识迅速发展和确立的阶段。青年期又一重大发展课题就是学习如何认识自我和理解自我，这一发展课题的完成与否直接关系到健全人格能否建立。
青年期自我意识的确立，是在自我明显分化的基础上完成的。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作为被观察者的“我”(me)，另一个则是作为观察者的“我”(I)，也就是“主体我”与“客体我”的分化。这种分化意味着青年期自我矛盾冲突的加剧，对自我的肯定和否定，“客体我”与“主体我”的矛盾斗争。主体我与客体我的矛盾一旦激化，将使青年难以确立自我形象，也就无法形成自我概念，从而引起情感急剧波动，导致青年一时难以自我接纳。青年期许多心理上的不适应由此而来。
对于青年期的大学生而言，如果在主体我与客体我分化的基础上，能够形成新的认知水平上的协调统一的自我，那么就能建立良好的自我意识，反之则可能出现自我意识的混乱。在大学生中，良好自我意识的确立，意味着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身份角色与社会地位，并对这种认识有恰当而适宜的态度。自我意识对个体行为具有直接的支配作用。一般而言，持有较适宜的自我概念的人，在采取行为时，也往往恰当适宜，反之则往往与现实不相适应甚至发生冲突。
大学生自我意识的混乱通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过高的自我评价，另一种则是过低的自我评价。过高或过低的自我评价往往导致个体自我意识确立过程中的过分自负或过分自卑这两大心理缺限。它们是妨碍良好自我意识形成的心理障碍。
过低的自我评价。处于这种意识状态的大学生，在把理想我与现实我进行比较时，对理想我期望较高，又无法达到，对现实我不满意，又无法改进。他们在心理上的一个特征就是自我排斥。由于在成长过程中，理想我与现实我的距离过大所导致的自我矛盾冲突，他们往往会产生否定自己、拒绝接纳自我的心理倾向。这类大学生往往降低人的社会需求水平，对自我过分怀疑，压抑自我的积极性，并可能引发严重的情感损伤和内心冲突。他们的心理体验常伴随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丧失和情绪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郁等现象，尤其是面对新的环境、挫折和重大生活事件时，常常会产生过激行为，酿成悲剧。近几年来发生的大学生自杀事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由此心理问题所导致。
过高的自我评价。这是一种与过低自我评价相对立的自我意识状态。在这种自我概念的支配下，个体往往扩大现实的自我，形成错误的不切实际的理想自我，并认为理想我可以轻易实现。这种类型的大学生往往盲目乐观，以我为中心、自以为是，不易被周围环境和他人所接受与认可，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和不满。因此极易遭受失败和内心冲突，产生严重的情感挫伤，导致苦闷、自卑、自我放弃。有时会引发过激行为和反社会行为。
去年初上海某著名高校计算机专业大四学生陈慎，因在寝室盗窃走进了铁窗。他坦言，作案是为了让自己失败得更彻底。由于想当然认为自己能当“领导”，做“伟人”，加之从中学以来养成的自我中心和盲目乐观的心理，当在现实的学业与班干部竞选中受挫折时，他不是努力缩小理想我与现实我的距离，而是自我放弃，经常逃课。最后，他成了全系最差的学生，无法正常毕业。面对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当初专业选择的错误，并最终以犯罪的方式来渲泄自己的苦闷。正如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王建中教授指出，陈慎一案暴露出现今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自我定位不准，挫折承受力较差，一旦遇到较大的压力，容易产生过激行为。”
正确认识自己、评价自己是建立良好自我意识的基础，同时也是健全人格形成的重要保证。健全的人格能够推动亲社会行为的产生，而有缺限的或不健康的人格则可能推动反社会行为。因此，积极促进平衡、协调而统一的自我意识的建立，对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素质，预防违法犯罪问题的产生具有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教育报》 （2003年6月3日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