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生网上激辩该不该回家，引发的是一场责任与道德的大讨论，很有意义。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此前大学生离校回家的具体背景。事实上，离校回家，是由于高校管理部门当时的态度仅限于“呼吁”学生不要盲目离校（封校是其后的事），所以当时学生们客观上有着选择的余地。而促使大学生们选择回家的，更有日甚一日的紧张气氛没有得到校方有效舒缓等直接原因。

我女儿所在的大学原本算是比较平静的，直至4月23日只发现一例非典。据女儿讲，23日晚，校方通知明日12点前封校，在此之前可选择回家，在此之后则一律不得跨出或跨入校门。家在北京的学生有的当晚就回了家，有的准备第二天一早离开。家在外地的学生则远没有这么平静。当晚，整栋宿舍楼慌乱不堪。女孩子本来天生敏感、胆小，即将封校的决定，让他们仿佛觉得世界末日的来临。这么短的时间内，外地学生就是想走，不少人也走不了了。她们不断地给亲友打电话，抱着电话声嘶力竭大喊大叫者不少，整栋宿舍楼几乎一夜无眠……可就是这么慌乱，校方无一人出面给学生做相应的安抚工作。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外地学生逃一般地离京回家，也就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了。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说，困难也是考验。一点困难都不能面对，将来如何面对工作中生活中的挫折？他希望同学们要用科学的头脑和态度思考，不要因为一点困难就丧失了勇气，并做出对父母乡亲对他人和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见中青报4月25日报道）。我觉得陈校长“要用科学的头脑和态度思考”的说法很好，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似乎也不缺乏这样的头脑与态度。可是我们也应该反思，这在平时都不成问题的问题，为什么在某些最需要这种头脑与态度的特殊时期，却慌的像丢了魂似的，大脑“短路”一片空白？

我以为，大学生的慌乱，很大程度是被学校内外的紧张气氛吓出来的。而之所以气氛紧张，除了整个社会“经历欠缺”等客观原因外，也与一些学校管理粗放、应对不力大有关系。陈章良说：“我看到校门口一些同学拖着行李，一副逃难的样子，感觉非常难受。”我们理解陈校长的心情，但是作为一校之长，我们又觉得仅仅局限于“感觉非常难受”的层面上，显然还有些不够。值此非常时期，校方理应多做些工作，就算当时的规定还允许学生回家，也应对学生进行有效安抚，起码不要出现“一副逃难的样子。”此外，日常对大学生有针对性的挫折教育与训练，校园疫情预警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也都是本次灾情带给高等学校的新课题。

人民日报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