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芳泽绵长的历史，没有积淀丰厚的传统，然而，香港科技大学却以喷薄的活力和凌厉的锐气，在建校10年间一举“蹿升”为世界名校。这不仅是中国高教界绝无仅有的孤例，也是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罕有其匹的创举。

当科大实验室里的最新成果接踵鸣世，所研制的当今最小的纳米碳管被485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选为2000年全球十大科技突破之一，低频噪声全反射材料被美国科学界列进2000年十大物理及天文新发明；当科大工商管理学院作为亚洲唯一入选者被权威的《金融时报》排进世界前50名，并认定其学生的国际经验全球第一，而美国评价机构又宣布这里的会计学研究世界第一……人们不能不对这所年轻的大学刮目相看了。科大在世界高校之林中后来居上的地位，是靠着不争的实力和过硬的成果赢得的。

“得尽天时，占尽地利，享尽人和”；“没有老本，没有包袱，没有束缚”。不少论者都试图诠释“科大现象”的奥秘。而“以人为本，因人成事，事在人为”，则更被科大创校者视为诸多成功因素的核心与主线。

这是一座由100％“海归派”博士留学生开办的英语授课大学。首任校长、理论物理学家吴家玮便是第一个入主美国重点大学的华人———前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现任校长朱经武则是世界超导物理的开拓者、当年和诺贝尔奖擦身而过的美国休斯敦超导研究中心主任。至于副校长和各院、系主任也全是英名灌耳、魁群冠伦的大师级人物：华人中的首位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王佑曾；拥有美国科学院、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和香港科学院“五料院士”头衔的张立纲……他们的联翩而至印证了一流之善吸引一流之善的“雪球效应”，形成了科大人才的群体优势和共生关系。这些卓然成家的领军人物又用各自多年的显赫声望和丰富经验，使科大一起步便“高唱入云”，取得了世界同行公认的学术地位，并由此补救了建校历史的短暂和文化积累的不足。

为了网罗世界级的人才，科大发生了太多动人的故事：校长亲自万里翱翔，6天飞到9处礼聘高贤；副校长“三顾茅庐”，务求请来的教授个个胜过自己。学校上下皆知的座右铭是：“延聘第一流的人才并使他们愉快。”这和剑桥大学桑格斯所说的“把最好的人才请来，随他们做什么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妙。人选对了，一切就都对了。所有成果都是正确选人的“副产品”。

当然，科大创校正值香港回归大局已定。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并看准了这个报效祖国、一展所学的难得机遇，则是大批海外华人学者成群结队、相率来归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

创建一所“世界级研究型大学”，这是科大10年间始终清晰无误、宗奉不渝的办学理念。“世界级”意味着处处用世界眼光、世界标准自我定位，志在和世界名校平起平坐，绝不以“本地化”、“区域化”作茧自缚。“研究型”则意味着讲授知识以外，还要让自己的实验室成为人类新知识的重要产地。实践证明，研究是提高教学的基础，也是服务社会的源泉。陈介中教授作为中国86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主持了珠江口岸的南海水域环境监测系统；顾钧教授作为中国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领导了计算理论及基础算法研究……都是将“研究、教学和应用”一炉共冶的成功范例。它独领风骚，为香港带来了世界主流的大学理念，也提高了香港高等教育整体的研究实力、竞争意识和学术地位。

一所好大学对于一个城市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当香港这座国际性商业都会正在摘掉“文化沙漠”帽子时，科大的崛起无疑从整体上提高了香港的文化品相，成为四海瞩目的香港城市之光。在时变局新、充满挑战的今天，香港最根本的短缺仍然是知识的短缺，香港面临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还要靠知识解决。而大学作为科学的“大本营”和“人才库”，又将成为香港向知识型社会转化的重要支点和有力杠杆。香港怎能不对地位非凡的科大寄予更多的厚望！

中国内地的大学喊出“创建世界第一流大学”。而教育改革不能先在试管烧杯里进行后再来推广。现在很好，我们自己正有一所按欧美一流大学的办学规则和主流理念建立起来的香港科大，并且已经办了十年。它并没有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地缘和文化结合部“越淮为枳”，而是挂满累累硕果。难怪孔宪铎副校长新作《我的科大十年》一问世便不胫而走，让内地不少校长们都掩卷感慨说“新一时耳目，开多年茅塞”了。

看到香港科大和北京大学、深圳市政府共同兴办的深港产学研基地和医学中心蓬勃发展，看到内地报考香港科大的学生逐年激增，的确让人欣慰和鼓舞。这也暗示了香港科大下一个10年发展的端倪。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香港科大作为一块“天造地设”的“试验田”，值得我们共同呵护和备加珍惜！

《人民日报》 (2003年04月25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