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机会均等，古往今来，一直是教育家们的共同理想。在西方，柏拉图最早提出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亚里士多德更提出要用法律来保证教育权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兴办私学的孔子，用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有教无类”，表达了“人不分贵贱都有平等受教育权”的主张。

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但人类已越来越认识到，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最有效的工具。

千年一越。当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时，教育机会均等，已从一种理想化的怀想和无限憧憬，变成了一种普世的人权标准，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早在近60年前，《联合国人权宣言》就已写着：“不论什么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教育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由身份、等级制度等造成的教育藩篱，正在全球范围内遭到摈弃，而中国，正日益成为世界教育民主化潮流的一部分。

1949年后，我国在教育公平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大规模扫除文盲，推广“快速识字法”；普及小学教育等，许多过去与教育无缘的成人开始接受教育。

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教育思想影响，我国也曾走过一段弯路，以血统论英雄，以家庭出身来作为评判标准，这种教育歧视曾把不少有识之士拒于门外。直到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以考试制度为中心、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开始逐步建立起来。

1986年，我国正式颁布《义务教育法》，将普及教育纳入到法制轨道。从1998年开始，我国高校大幅度扩招，大学新生的入学率，已占到同龄人的13.3％，标志着我国已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

尽管如此，我国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差距日益明显。东部、中部、西部的矛盾已毋须多言，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城乡差距并未缩小，“宏志班”的设立，即为阶层差距的一个佐证。

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国情是：由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均等。

在农村，教育问题仍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普九”宣布达标后，适龄儿童的失学辍学现象卷土重来。

在城市，普通高中和大学阶段问题较为突出：公立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制度，把学校、学生分成不同等级；大学扩招，突然大幅拉高收费标准，超过了不少城乡家庭的支付能力，复旦大学新生丁炜的父亲就因筹不到学费而跳楼身亡（事见2002年9月5日本报6版《考上大学与父亲之死》）。

此外，由于身份和户籍限制，流动人口的子女受教育权问题也凸现出来。北京行知实验学校即为一例。推及全国，像这样的孩子又何以胜数！

究其根源，当前的种种教育不公，多由历史原因造成，解决之道，主要还应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此路漫长而坎坷。

但我们也注意到，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也由政府的制度设置引起，其公共教育政策的某些偏差，是催生现实中众多教育不公现象的重要原因。仅以本次报道的民办学校为例，一方面中国的教育资金缺口巨大，同时又法规滞后，对保护民办教育参与者的热情和权益，缺乏有力可行的措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为此，我们特组织了本期专题报道，以飨读者，并期能引起有关方面重视。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要想切实改变我国的教育不公状况，加大资金投入固然是一方面，“知难行易”，从教育主管部门到普通民众的教育理念转变，也至关重要。

《南方周末》（2003-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