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

       如果真正有一批学有所长的学者能够在相关社会领域发表与个人利益无涉的看法，那么“砖家”的市场自然就会萎缩，专家的社会公信力就会得到增强。
       有专业涵养的人士在媒体上发言，往往能赢得较好的口碑和社会声誉。例如，在环境保护领域，是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开启了社会对工业革命导致的环境问题的反思；在城市发展领域，是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开启了对城市功能分离、非人化发展的批判；在绿色经济领域，是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指出了21世纪的世界应该是新能源与信息产业的整合、低碳经济与分布式管理的整合，等等。可是，国内一些媒体活跃人士，却常常不被人认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往往缺乏强而可信的专业学术涵养。
       通常，有三类知识分子会对社会事务发表评论。一类是大学教授，例如加尔布雷斯、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里夫金等；另一类是有研究的媒体记者和专栏作家，例如雅各布斯、弗里德曼、布鲁克斯等；第三类是独立人士，如梭罗、卡森、加德纳等。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美国知识分子选择大学为归宿，把精力放在了对终身教职的追求上，越来越有躲进象牙塔自娱自乐的趋势，像卡逊、雅各布斯、加尔布雷斯这样的社会良心人物越来越少。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呼吁，专业知识分子应该走出象牙塔，不仅在专业领域内有担当，也应该在公众社会中有担当。
       可在眼下的中国，却存在着两种走极端的危险。一类是，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许多知识分子热衷参与学术GDP竞赛，两耳不闻窗外事、自娱自乐写论文；另一类是，一些喜欢发表意见的人往往缺乏学术底蕴，却装做什么都懂，到处发表蛊惑人心而无知识含量的观点。
       事实上，专业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媒体知识分子，但媒体知识分子必须是专业知识分子。否则整个社会容易出现专业化的错位与缺位，搞文学的在媒体上把自己当作城市规划的专家，搞历史的跑到决策机构谈世界低碳发展趋势，还有些人则把自己装扮成什么都懂的战略专家。当然，有人会辩解说，人人有权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看法。这固然没错，但要是对没有研究的领域发表看法，充其量只是百姓心声，而不是有可信度的专家。
       当下口碑不好的一些媒体型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越过自己的专业，利用媒体这个公共平台，以专家面目对各种领域事件随意发表言论；二是或者提出超越国情的激进批评，或者为滞后的理念蛮横辩护，尽管吸引了大众的眼球，但却缺少建设性的改进方案；三是背后往往潜藏特殊利益，比如某些股评家就是这样。其实，媒体知识分子的准入门槛，要比专业知识分子高很多，不仅要有经得起质疑的专业学养，还要能够熟练把握专业知识的社会应用技巧。
       可惜在当下的社会舆论氛围里，只要敢于在公共场合开骂，似乎就能自认为或被认为是专家、知道分子了。于是媒体知识分子变得廉价，专家变成了“砖家”。当然，真正意义上的媒体知识分子不是没有。如当年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在宝钢面临下马危险时，挺身而出为宝钢发展提出科学依据；2012年，北京大学饶毅等学者写信给 《自然》杂志力挺游泳运动员叶诗文，促成国际著名刊物向叶诗文道歉。
       这里可以看到，专业化能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果真正有一批有知识有担当的媒体知识分子存在，真正有一批学有所长的学者能够在相关社会领域发表与个人利益无涉的看法，那么“砖家”的市场自然就会萎缩，专家的社会公信力就会得到增强。
       （作者为同济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教授）

       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3-05/31/content_103464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