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西方叙事：以生命激情穿透一切灾难
　　最早的灾难叙事，应该是关于史前“大洪水”的记忆。远古时代的巨大灾难以神话的方式深深地刻印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经历灾难的痛苦经验穿越时空，在后世的文献不断地复现。
　　在古代人看来，灾难，主要是自然灾害和大规模突发性的致死疾病，是上天给人类的某种警示。而特别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对于灾难有着一种特殊的、无与伦比的记忆力。《旧约圣经》中充斥着关于灾难的描写，这是古希伯来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古典文学的显著区别。
　　《旧约圣经》中的《约伯记》是古希伯来文学的巅峰之作，也可以说是“灾难文学”的典范。好人约伯突然遭遇了一连串灾难：庄稼和房屋被毁，亲人死亡，自己又罹患可怕的疾病。他在废墟上痛苦地沉默了多日之后，突然爆发，发出了一连串愤怒的质疑和控诉。“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比海沙更重。”（约伯记6：2—3）灾难的考验将约伯的处境推向了一个极端状态，沉重的痛苦让人性的天平倾斜。在这一极端境遇中，拷问着人性深处的善与恶、虔敬与亵渎、忠诚与背叛、绝望与希望、愤怒和痛苦。《旧约圣经》是基督教欧洲文学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加缪的小说《鼠疫》是与灾难相关的一部经典之作。《鼠疫》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末世景象，与《圣经》中的先知文学和“启示录”的传统一脉相承。加缪的小说继承了《约伯记》的传统，在灾难面前拷问人性之善，但《鼠疫》更具现代主义精神。《鼠疫》所表现的不是灾难之后的忍耐和质疑，《鼠疫》中的灾难是死神的一步一步地缓缓逼近。致命的鼠疫在被封锁的城市中开始扩散，没有人能够幸免。所有的人都感到自己被抛掷于荒诞而又无望的境地，孤立无援。恐惧和不信任在人群之间随着疫病一起弥漫、播散，摧残着人们脆弱的信心和希望。它们比瘟疫本身还要可怕。
　　加缪写道：“总之，从此我们重又陷入被囚禁状态，我们只有怀念过去。即使我们中有几个人寄希望于未来，但当他们受到了相信幻想的人最终所受到的创伤，他们也就很快地、尽力放弃了这种奢望。”加缪并不认为灾难性的痛苦是人生的必然遭遇，不相信仅仅依靠善良的愿望或神圣的奇迹，人类就能获救。灾难是偶然性的，而痛苦却又是那样的真切和令人难以忍受，正因为如此，人不得不挺身来担当这种荒诞的痛苦。里厄医生依靠这样一种担当的勇气，支撑着自己活下去，并帮助周围的人一道争取存活的希望。他们的奋斗，并不能保证胜利，但这种面向荒诞和绝望的勇气本身，即是生命的价值所在。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没有加缪式的冷峻和深邃，但它呈现出灾难与文学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对于马尔克斯来说，霍乱是人生的一个布景，生命的激情大戏依旧在上演。爱情也是一种疾病，而且，它与霍乱有着相似的症状。因为爱情这一严重的精神性的“疾病”，霍乱及其一切肉体性的疾病都被克服。生命的激情穿透一切，无论是疾病、地域，还是时间。
      影像作品也热衷于表现灾难主题，电影《卡桑德拉大桥》是这一主题的经典之作。一列疾驰的列车被烈性传染病病毒所污染，车上的人开始出现症状。有关当局隔离并封闭列车，甚至指令列车驶向一座危桥，让车上的人和病菌一起毁灭。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展示灾难的严峻和残酷。车内的人最终依靠自我拯救，避免了灾难。从主题学角度看，《卡桑德拉大桥》是对《鼠疫》的摹写和演绎。影像作品因为其感知方式和传播方式上的优势，其影响力超过了文学作品。然而，影像作品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在表现人性的灰暗和灾难的酷烈等方面，相对于文学作品，都有所削弱。观众总希望能够为灾难找到具体、客观的原因。因此，影像作品倾向于对现实制度和人类整体的文化的不满和批判，而对人性本身则更多地寄予乐观的希望。诸如《恐怖地带》、《日本沉没》和《泰坦尼克》，都是如此。
　　文艺是人类文化的记忆体。文艺作品中的灾难叙事倾向于凸显在非常时期和极端条件下的人性冲突和制度弊端，并以此来保持对灾难的记忆和对人性价值的肯定。
　　贰
　　汉语叙事：以“健忘”修复心理创伤
　　与犹太民族关于灾难和痛苦经验的记忆不同，汉民族似乎对于灾难更容易适应。尽管我们对于灾难，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人为灾难，并不陌生，但我们总是倾向于通过“健忘”来修复心理创伤，正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那样。由于缺乏对灾难记忆的珍重，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缺乏有效地应对大规模灾害的机制和能力。当灾难来临之际，每一次我们都像是第一次遇见一样惊慌失措。同样，当灾难过去之后，我们又总是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安之若素。且不说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单是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种种灾难，如人为的大饥饿、“文革”，疾病方面的SARS，自然灾害方面的唐山大地震……往往很少被提起。在灾难的废墟上重建一切，看上去焕然一新，而这却是一些人所喜好的事情。
　　曾经有过一种对于灾难的文学性的回应，那是1950年代的新闻特写。如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这是一种介乎于新闻报道与文学作品之间的文类，它比新闻报道多了一些文辞的修饰，又比文学作品多了一些数据和实例。它既不像新闻报道那样追求客观真实的现场感，又不能像文学作品那样将事件放到一个普遍的人类境遇中拷问人性的得失。它的最重要的功用是政治宣传，是在灾难之后对于政治制度和官方政策的讴歌和粉饰。这种文类在官方的灾难报道中一直是主流，并影响到官方主流的灾难电影，如表现抗洪抢险的电影《惊涛骇浪》等。
　　这种状况在1980年代之后才开始有所改变。如钱钢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在新闻资讯未能充分透明化的时期，钱钢的报告文学把报告性和文学性的双重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或者说，它以文学性规避了新闻报道的某些禁忌，而又以报告性弥补了文学作品现实针对性的缺失。然而，这双重的优势，同时又可视作其双重的缺失———艺术上的欠缺和真实性的欠缺。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可以说是对钱钢的作品的摹写和演绎，钱钢的优点和缺点，同时也就是冯小刚的优点和缺点。
　　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在灾难面前的反应，显得迟钝而且薄弱。相比之下，汶川地震期间，文艺家的反应显得较为强烈和迅捷。许多年来一向落寞的诗歌，突然一下子极度活跃起来，相关的诗歌数量激增。但这种情形与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的“抗震诗歌”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有人甚至说，大地震是中国诗歌复兴的契机。但这与其说是诗歌的复兴，不如说是“文革”期间“工农兵文艺”模式的还魂。各级文艺机关紧急动员起来，男女老少齐上阵，高歌“人定胜天”的革命老调，宛如“小靳庄田头赛诗会”的重演。在震区的豆腐渣建筑倒塌之际，精神上的“豆腐渣”作品却趁机遍地开花，震荡着民族的精神根基。其间，文人余秋雨和王兆山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一南一北；一悲一喜；一个含泪，一个欢呼；一个成佛，一个做鬼；一阴一阳———活像是一对“二人转”搭档，将当代中国无行文人的真面目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学并不是简单的情感应激反应，而是反抗遗忘的情感容器。如果不能在精神的深处保存对灾难及其相关的情感记忆，文学就会在新闻报道面前相形见绌。更为糟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热切的激情很容易被遗忘。汶川地震的灾难，仅在几个月之后，就被庆典的烟花装点得喜气洋洋。甚至，就在灾难发生的当时，就有人用“含泪”的或“欢呼”的方式，鼓励遗忘。毫无疑问，遗忘是一种生存本能，通过遗忘灾难，能够减缓悲痛给生者造成的心理伤害，让生者赢得更多的活下去的理由。然而，如果说遗忘是本能，那么，记忆则需要良知。良知要求我们记忆，记住那些遇难的同胞，记住那些失去亲人的痛苦。另一方面，记忆又唤醒良知，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珍惜亲情和尊重生命的情感。
　　在痛苦记忆方式和生命观上的差异，也决定了有关生命的价值论和美学上的差异。犹太思想家面对本民族的灾难，如德国纳粹时期的大屠杀，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就是野蛮”。而中国文化的命题正好相反———“国家不幸诗家幸”。我们可以理解，来自痛苦和灾难的刺激，会使诗歌的激情和创造性冲动不同于平时，但在这样巨大的灾难面前，诗（文艺）以及诗人（文艺家）应该有某种价值观和美学上的改变。

      叁
　　灾难文学：既是自愈良方，也是对遗忘的反抗
　　任何一场灾难，都是对当下社会的一场严峻考验———它考验了社会动员力，考验了公民道德，考验了科技，尤其是考验了制度。人祸则更加考验了一种制度的自我纠错能力和批判理性。
　　今天，如果我们不打算再在灾难的废墟之上建起一座座脆弱的建筑和一块块彼此孤立和封闭的物质空间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记住灾难，并反思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实上，每一次灾难发生，都会激发起全社会积极的精神因子。不过，这些萌芽状态的精神因素，很容易被扼杀或被淡忘。若未能得到很好的反思和培育，灾难过去后，一切又都会故态复萌。
　　另一方面，在灾难强大的心理冲击下激发起来的炽热情感，很容易让人们变得更加盲目。在热烈的情感中，忘掉了痛苦和具体入微的实际救援工作及日常生活的困难，忘掉了灾难救援的持续性和良好制度保障的建设，而把救灾和哀悼变成短暂的爱国狂欢。狂欢之后，则是更加可怕的精神淡漠。
　　精神重建，即是保护那些在对抗灾难的过程中萌生的社会新精神，保持那些脆弱的核心价值不至于重新在遗忘和麻木中沦落，包括文学、电影等形式在内的灾难题材的文艺创作，既是一种精神自愈的良方，也是对遗忘的反抗。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
　　在这里，我愿意引用加缪在《鼠疫》的结尾部分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这就是作者不能同意的地方。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张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