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上衣口袋里别上一到两支钢笔，是一种时尚，更是一种身份标识。在通常情况下，只有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才会这样做。虽然当时的主流文化以体力劳动阶层作为社会普遍价值的标榜，并极力贬低知识分子，但民间社会在私下里所认同的仍然是知识和文化。人们在公开场合唱着赞美工农的高调，回到家里仍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学一点文化，好有机会出人头地。作为书写工具的钢笔，也就成了知识和文化的象征物。
　　“英雄牌”钢笔就是那个年代钢笔品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十几元一支的钢笔，抵得上一普通职员半个月的工资。拥有一支品牌钢笔就像名表一样，是时尚和品位的象征，也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或者说，它意味着其主人拥有了一定的文化资本。因此，它还常常作为青年男女定情的信物。
　　整个二十世纪，是钢笔成就霸业的世纪。当初，钢笔征服毛笔的国度的时候，曾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一时间风光无限。钢笔以其机械工艺的精美性，让毛笔的原始手工艺黯然失色。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里，除了从事书法的人士之外，很少有人使用毛笔。除在“文革”期间因标语和大字报书写需求而再度辉煌过一段时间之外，毛笔迅速从实用性的日常书写中退出，退进书法艺术的窄小领域。随身别一支钢笔，就足以证明自身潜在的文化价值。
　　“英雄牌”钢笔见证了钢笔书写文化的黄金岁月，同时也是本土制笔业黄金时代的最杰出的代言人。英雄金笔厂在经历了1950年代的国有化改造之后，依靠垄断性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创造了历史上辉煌的业绩。在“大跃进”年代，还上演了一幕“英雄赶派克”的喜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英雄牌”金笔声称在几乎所有的技术性指标方面，已经赶超了美国的“派克牌”。
　　不过，此事并没有得到第三方的证实。此后，英雄金笔虽然在工艺上并无太多的改变，但一直到拥有广大的市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成就了“英雄牌”钢笔的英雄梦。
　　钢笔书写的便利程度是毛笔所无法比拟的，这一点，正好顺应了文化大普及的时代趋势。但也基于相同的理由，钢笔在与键盘的较量中，逐渐落败。尽管键盘植字不可能彻底替代手写，但对于笔的需求量明显减少。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再是笔不离手。“提笔忘字”的现象，表明读书人对书写文化已日渐陌生，书写者的手与笔之间的亲缘关系明显被削弱。这样，钢笔正在重蹈它曾经击败过的毛笔的命运，甚至可能比毛笔的命运更糟。
　　退入书法天地里的毛笔，尚且有强大的书法艺术传统的支撑。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如鲁迅、周作人，在钢笔强势入侵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用毛笔写作，他们的文学始终跟毛笔书写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手稿既是文学，又是书法，与几千年来的汉字书写的文脉连成一体。
　　相比之下，钢笔书写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联则不那么密切，其作为书法的美学成分也要稀薄得多。尽管也有少数作家或诗人声称自己坚持用钢笔手写，但无论在文化意义上还是在书法意义上，其价值都无法与五四一代的毛笔书写相提并论。在书写文化的黄昏中，“英雄牌”钢笔悲剧性的命运，也就难以避免。
　　由于书写文化的衰退，人们对于笔的选择，也就几乎没有什么讲究，对于笔的造型和品质的要求也大为降低。更为方便的一次性充水的水笔大量出现，即使要写字，人们大多也会选择廉价、便利的中性笔。有时候，读书人出于自我身份认同的需要，会有一种“钢笔情结”作为一种纪念性的缅怀，或在某种特定的、需要使用钢笔的仪式化的场合，人们会选择购买一款较为考究的品牌钢笔，但这种情况不多，人们即使要购买，也会选择购买高端的礼品笔。
　　在这种情况下，本土品牌与国际品牌相比，也就缺乏竞争力。今天，本土品牌曾经的垄断性的市场已不复存在。当它重新面对自由市场的时候，其制度、技术和营销等诸方面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据报道，英雄钢笔品牌的主业市场和净资产都在不断萎缩，最终不得不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以250万元的价格转让上海英雄金笔厂有限公司49%股权。
　　毫无疑问，这样的困局，并非“英雄”牌钢笔所特有，它甚至可以说是当下所有的传统国有企业和本土品牌正在遭遇或即将遭遇的普遍性的困局。也许会有个别企业通过国家扶持等非市场手段，暂时走出低谷，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也不具有普泛的可推广性。
　　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如何通过转制、并购、资产重组、创意营销等手段，重新激活企业活力，将会是本土企业的一大难题。制笔行业能够再造“英雄”，我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