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们直面一大批优秀作品,在细细品味中可触及西方艺术发展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
近年来,国内的美术大展基本是以若干优秀作品领衔,其他艺术作品合拢拼装的展览模式。而浦东美术馆正在展出的“缔造现代:来自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艺术瑰宝”展览引起轰动,是因为改变了这一模式,是一个高质量、具有艺术史价值的大展。此次参展的作品主要来自法国现实主义画派和印象派,这两个流派的作品既是奥赛博物馆的收藏重点,也是19世纪西方艺术创作大转型时期的艺术见证。当我们直面一大批优秀作品,在细细品味中可触及西方艺术发展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在作品审美的同时,带出一个艺术史的知识系统,使得此次展览的规格和层级都获得极大的价值提升。
呈现一段艺术断代史
此次展览的主体是法国现实主义画派和印象派作品。为了确保展览的系统性和高质量,展览双方的合约加上了展品的整体数量、馆藏代表性画家及一定数量镇馆之宝的具体约定,此举不但保证了展览质量,也呈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艺术断代史。以高学术水准确保艺术展览的质量,是高等级美术馆策展的基本策略和做法。
法国现实主义画派和印象派都发展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这两个流派既有传承,又有交叉。这个历史时期,欧洲工业革命成果不断显现,社会生产力大解放,资本积累与财富快速增值。与传统贵族以地产作为资本的主要形式不同,以现金为媒介的新型资本不断扩张,市场经济活跃,加速了资本的流动。新经济模式与新型资本共同推动了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这个时期,法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9世纪中期,受拿破仑委托,B.豪斯曼整体改造巴黎,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与扩建工程,主观上是考虑军队进出城的交通方便,客观上却打开了城市的公共流动性和交流性的广阔空间。二是发生了巴黎公社事件。这两件事,给巴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荡。随着社会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多层次的社会阶层和各种专业圈层也快速形成。城市景观化、消费市场化、生活都市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艺术市场与艺术消费的成熟标志,是艺术精英单一的艺术评价体系被市场解构,市场成为艺术评论与艺术圈层之外,对艺术品价值认知认定的另一只手。随着这种社会的大转型,艺术家们被迫从古典艺术的封闭状态走向公共和大众社会,巴黎因此一度被称为19世纪的首都。
艺术家是一群不循规蹈矩的城乡漂泊者,他们对社会的敏感会以艺术的方式发声。奥赛博物馆收藏的法国现实主义画派代表人物杜米埃、米勒、库尔贝、多比尼等,以及巴比松画派的领军人物卢梭,均在此次展览中亮相。米勒的《拾穗者》、库尔贝的《受伤的男人》、多比尼的《春天》、卢梭的《林荫路》等,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经典之作。这些扛鼎之作足以代表法国现实主义画派的实力与高水准。可惜米勒的《晚钟》和库尔贝的《画室》未能展出,稍有遗憾。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正是形成于他们共同的兴趣和对社会新的发现之中。1846年起,米勒先后结识了杜米埃和巴比松画派的卢梭等人。1849年,米勒离开巴黎,定居巴比松,与卢梭一同在枫丹白露美丽的大自然中过着优雅简朴的生活。不过,与卢梭专注于描绘大自然不同,米勒过着农民艺术家的生活,上午耕作,下午绘画,将田间劳作的农民与乡村景致作为创作题材,画出了他一生最好的作品,画出了乡村的诗情画意。
奥赛博物馆是印象派画作收藏的天花板,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出其右者。印象派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正是19世纪欧洲历史的宏伟画卷。早期印象派代表人物马奈的《埃米尔·左拉像》、莫奈的《夏末的干草垛》、毕沙罗的《冬日里村庄一角的红色屋顶》、西斯莱的《马尔利港洪水中的小舟》;新印象派代表人物修拉的《模特的背影》、西涅克的《井边的女人》;后印象派代表人物塞尚的《塞尚夫人肖像》、梵高的《梵高在阿尔勒的卧室》《自画像》、高更的《塔希提的女人》、德加的《佩列蒂埃街歌剧院的舞蹈教室》,还有雷诺阿的《钢琴前的女孩》《加布丽埃勒与玫瑰》、劳特累克的《朱斯蒂娜·迪厄勒》等,这些印象派佳作,为观众整体呈现了印象派的艺术成就和重要贡献。
创作对象
下沉至民间和日常
现实主义画派与印象派都主张“面对社会”和“面对现实”,下沉至民间和日常的创作实践,共同完成了19世纪艺术创作的转向。“面对现实”与整体下沉的艺术选择,使得古典绘画以宗教、神话、贵族生活为主要对象的绘画主题,被彻底反转。画家们开始描摹和表现社会众生百态,而这些民间世俗的生活内容和素材,曾被古典画家与精英评论家们认为粗俗,是不能入画的。
虽然都是面对现实社会的创作,但现实主义画派与印象派的创作视角不尽相同,而且还有比较大的差异。现实主义画派直面社会各种人生况味,特别关注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对人性和人内心善恶的揭露特别深刻。杜米埃的代表作之一《男仆与恶棍》,画面中人物内心阴暗、小人得志的窃笑,逼真得仿佛能直抵其真实的心理状态。而米勒的《拾穗者》源于他长期与农民共处的生活体验,有扎实的生活,才能画出这样真实的农民气质和乡村的诗情画意。现实主义的发起者库尔贝,此次展出的是《受伤的男人》,这幅作品与他另外一幅《自画像》极其相似,画中寄寓了画家不断被社会伤害的真切感受。库尔贝因参与巴黎公社运动,在运动失败后被判入狱6个月。法国政府以“参与摧毁旺多姆纪念柱”为由,对他课以巨额罚金,由于他无力支付,他的作品被充公拍卖。晚年的库尔贝十分悲惨,最终客死他乡。现实主义画派在艺术表达中始终带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性。此次参展的多比尼的《春天》和巴比松画派卢梭的《林荫路》,都是表现光色与季节变化的对应关系,赋予大自然的艺术形象以庄严、朴实、伟大的气质。
19世纪70年代初,一群不满学院派绘画规范的年轻画家(包括莫奈、雷诺阿、德加、毕沙罗等)常聚集在巴黎盖尔波瓦咖啡馆讨论艺术。在彼此的鼓励与影响下,1874年,他们在巴黎举办了名为“无名画家、雕塑家、版画家协会展”的首次联展,共有30多位艺术家参展。他们的标新立异获得了社会关注,也招致猛烈的批评。在众声喧哗中,莫奈参展的《日出·印象》成为争议的焦点。记者兼评论家路易·勒罗瓦以嘲讽口吻撰写评论,称展览为“印象主义画家的展览会”。没想到,反而成就了印象派之名。
印象派艺术家深度融入社会,参与社会生活实践,都市景观、日常生活、社交与消费都是他们的题材资源。因为印象派群体丰富多元,早期印象派更多表现城市和自然景观;而新印象派以人物与空间关系为主;后印象派更加关注自身内心感受,逐步走向一定的抽象和变形。尽管印象派画家们的生活轨迹与社会参与度各不相同,但巴黎的城市化进程与消费社会的兴起带给他们相同的兴奋感与新鲜感。咖啡馆、林荫大道、酒吧等新兴公共场所,成为他们尤为青睐的表现对象,他们以独特的艺术手法表现出这些空间中具有生活质感的消费行为与空间本身的关系。马奈的酒吧与雷诺阿的游船,当时都是艺术家和名流们的名利场,被刻画得真实而细腻。
艺术转型与创作手法创新
现实主义画派和印象派在创作手法和技术上的突破是重大的。现实主义画派超越了传统贵族与社会精英所强调的身形苗条、四肢修长的传统身体审美,而采取极为简洁朴实的人物和画面处理。现实主义的“现实”,就是大部分人物素材都取自民间底层人物,或者是悲剧事件,所以人物造型都比较粗拙厚重,并常常安排在极其真实的劳动画面中,或者一个特定场景气氛中。同时,他们摒弃了古典绘画讲究的色彩鲜亮、明暗对比的手法,大量使用暗色或灰色为主要色彩基调,非常接地气地表现其底层审美的美学主张。巴比松画派虽然也是现实主义画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面向现实,对景写生”的主张,在现实主义中分流走向自然主义的通道。巴比松画派也是先于印象派,第一个整体性走出画室到大自然中去写生的画家群体。
印象派就更加离经叛道。他们不但成为艺术创作手法和技术的突破者,还创造出一系列的新艺术观念。与前辈古典画家都有其正统的画室、室内光源稳定、有相对固定的模特不同,印象派画家大部分都比较贫寒,没有画室,基本都在室外作画。室外自然光处于流动变化中,使得画家视网膜接收到的视觉信息本身就是动态的。这使得印象派作品所呈现的朦胧和迷离感,常常表现为“未完成”。由此,最初的印象派被业界批评最多的就是“未完成”和“朦胧不清”。也正因他们坚持以户外写生为核心创作方式,专注于捕捉自然光下的光影变化,这一流派又被称为“外光画法”。户外创作中,光线的移动,本就会让物像在人眼中产生微妙的色彩偏差。印象派的这种因光线动态变化产生的“朦胧感”与“未完成”,正是其最大的艺术贡献。
印象派主张世界上的一切物体都是光的作用所显现的物象,不存在光,就无所谓色,失去光与色也就不存在任何物像了。画家应该把光与色的表现作为首要任务,具体物象表现应该服从光与色的表现。新印象派在观察物像时发现视觉中闪烁的各种各样的色点,画面形成和物像的结构是由这些色点构成的,物体的轮廓线便朦胧在一片闪烁的色点之中,因此,新印象派创造了点彩画法。高更的破结构与粗线条二分法分割画面,彻底违背了传统绘画的经典画面切割比例,产生了意外的效果;梵高极具节奏感和流动感的绘画语言,善用黄色和蓝色组合的纯净而浪漫的画面,总让人看到他内心的澄净;塞尚的结构画法,不但创造出崭新画风,也为19世纪末诞生的立体主义画派带来启迪。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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