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是钱学森先生晚年连续多次提出的问题。逢先生百年诞辰，重温他留下的“钱学森之问”，一代科学大师对我国杰出人才培养的急切愿望和忧患心情不禁浮现眼前。钱先生提出的问题绝不是单纯对学校的抱怨和指责，而是希望整个社会对人才培养体制做深刻思考。钱学森先生也是由一个学生逐步成长为科学巨匠的，回望大师的足迹，对我们思考人才成长规律、审视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上存在的问题有重要现实意义。

　　钱学森的成长足迹及重要事件

　　钱学森先生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两个时期对他影响最大：一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二是在加州理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有17人对他影响最深，其中有12位是教师。显然，教育和求学之路在其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幼年始，钱学森便一直接受良好教育，以下事件更是不能忽视。

　　第一，早年培育的科学精神和兴趣。钱学森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钱均夫早年就读于杭州求实书院，后留学日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母亲章兰娟幼承教育，具有数学天资，记忆和计算能力超群。钱学森始终认定父母是他的第一任老师，宁静求实的家庭氛围开启了他的智慧之窗，从小就培养了对读书、思考的极大兴趣。之后，钱学森随父母搬到北京。在北师大附小读书时就显露出勤于试验和思考的天分。在北师大附中学习期间，著名教育家林砺儒校长进行与国际接轨的教学改革，形成了民主、开拓、自励、创造的校风，使北师大附中成为当时难得的学习知识的沃土、陶冶人格的绿洲。钱学森在耄耋之年，经常提及在北师大附中“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学习是一种享受”，“课程多但生动活泼，思想没有压力”，“受到的良好教育终生难忘”。他坦承，数学傅仲孙老师“只要承认公理，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的论述，使他认识到科学的严谨；语文董鲁安老师的思想教育，使他感到“民族、国家存亡压在心头”。显然，中学教育为钱学森的人生道路和事业选择确立了坚实基础。

　　第二，求学阶段的恩师提携和帮助。钱学森是美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的高徒。冯·卡门不仅学术水平世界一流，与钱学森之间的两个著名故事更反映其高尚的科学素养和品德品质。一是钱学森发现导师论文中的一个错误，就直接指出，但冯·卡门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两人发生激烈争论；当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钱学森发现导师在门外等他，并向他鞠躬认错。二是1954年钱学森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1955年回国前他向导师告别，冯·卡门激动地说，你现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每每回味这样的故事，我们都不能不对冯·卡门这样一个学术大师充满崇敬。其实，在成为冯·卡门学生之前，还有一个在钱学森科学生涯上发挥过重大影响的科学大师叶企孙。1934年，钱学森以全校理科第一名的成绩从交通大学毕业，在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时，数学意外地得了41分。由于没有达到留学资格线，钱学森需要在国内复习并补考。由于钱学森是校外生，爱才如子的叶企孙不仅为其补习数学开小灶，还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并且，念及钱学森航空工程得了高分，帮助其将专业从铁路工程调换为航空工程。钱学森次年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并在一年后获得硕士学位转到加州理工大学冯·卡门门下攻读博士。我们不知道冯·卡门愉快地接受钱学森是否有人推荐，但史料证明，钱学森1947年回国完婚时，不仅专程到北京拜访叶企孙，还在他家住了14天；并且应叶企孙之邀，为清华大学作了两次学术报告。正如虞昊、黄延复在《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中所推断的，以叶企孙和冯·卡门之间的特殊友谊，以及同为叶企孙学生的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等先后在加州理工大学跟随冯·卡门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的事实看，叶企孙在钱学森成为冯·卡门学生及建立良好师生情谊上的作用难以估计。

　　钱学森经历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人才成长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包括个人天赋、家庭培养、学校教育、社会使用等诸多环节；而且这些环节均包容在由体制、文化、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基础等多重因素构成的综合社会环境中。良好的社会环境应该使杰出人才脱颖而出并健康成长，而不是对其压制和扼杀。从钱学森先生的成长经历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重要启示。

　　第一，必须从小注重个体健康人格的培育。人格是反映个体心理及行为倾向与特征的综合变量。行为科学研究表明，个体人格有不同类型，很大程度来自于遗传或天赋，其余也大多在成年之前成型。就创新型人才而言，从事创新活动所要求的好奇心、自信心和探索性精神，绝大多数在幼年成长及中等教育阶段完成；从事科学探索所需要的唯真价值取向、缜密思维方式、执着意志品质等，基本在高中及大学阶段养成。钱学森先生正是由于良好的家庭教育，才养成了充分的自信及好奇心；正是由于良好的中学教育才形成了缜密的科学思维和敢于质疑与挑战的勇气。审视今天我们的教育，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首先都缺乏对个人天赋差异的足够尊重，不尊重孩子自身的兴趣、不能因材施教；其次，不重视正面鼓励、启发引导，普遍采用填鸭式灌输、负面压制的教育方式，导致孩子缺乏自信、缺乏想象、丧失学习兴趣；再次，家庭及学校教育都存在严重的功利化倾向，把学习异化为谋生工具，忽视孩子健康人格、坚定意志和社会责任的培养。

　　第二，必须重视名师大家的带动作用。在人才教育培养过程中，求知欲最为强烈的学生阶段往往受德高望重教师的深刻影响。每个人在接受社会教育后都会有众多老师，有些人会很幸运地遇到影响自己一生发展方向或职业选择的“伯乐”。这种德高望重的“伯乐”不仅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破解学术迷津、点化人生方向，使学生比同行少走弯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很多还成为学生精神的标杆、人生的楷模。在承继知识的同时，老师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分析问题的有效思路、解决问题的成功方法、为人做事的高尚境界等等，学生也在与老师的近距离接触中获得“真传”。钱学森先生连续得到叶企孙、冯·卡门等著名大师的帮助和提携，这种幸运使其较快站到“巨人”的肩膀上，比同行站得高、看得远、跑得快。观察人才培养实践还可以发现，学术大师培养学生往往呈现群聚现象，有的甚至形成“师徒人才链”，如叶企孙的学生有王大珩等几十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珩的学生有10多人当选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因而，学术大师在杰出人才培养上的作用不可或缺。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高等学校及专业研究机构中像叶企孙这样具有高瞻远瞩学识、甘为人梯境界的学术大师还相对稀缺。在科学功利、官本位等不良文化影响下，有些学者头顶光环却异化为学阀、学霸，不仅不给青年人才提携帮助，反而进行盘剥、压榨。我们很难设想，国内有些学者能像冯·卡门那样不在学生的成果上署名，还欣喜地承认学生的学术成就超过了自己。在国内学术界的某些领域，青年人才要“拜码头”、站队、跟人，这种低俗的学术文化抑制青年创新型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的健康成长。

　　第三，必须重视培育青年人才的卓越意识。良好的教育、大师的提携更多体现了家庭、学校及社会环境等对人才成长的外在作用。实际上，在人才成长过程中，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都居于内在主导地位。而主观能动性首先体现在形成追求卓越的意识。管理学研究表明，卓越思想和意识是达成卓越的重要前提。以钱学森先生为例，早在中学及大学阶段就树立了科学报国的远大志向。其次，要培育敏锐洞悉及把握机遇的意识。就个体而言，就是要及早做出科学的人生及事业规划，并时刻以“有准备的头脑”应对环境变化。钱学森先生在中学就将科学确立为自己终身的职业追求；在出国留学前，又毅然将专业由铁路工程改为当时国内还处于空白的航空工程，既捕捉到了二战期间美国曼哈顿工程的巨大机遇，也开辟了我国战略武器研制的天地，使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充分施展和发挥。其实，实践中取得重大成就的杰出人才，往往都在若干重要生命阶段抓住了机遇。而这些人才之所以能够抓住机遇，主要在于他们的超前谋划意识。有学者对1500—1960年全世界1249名杰出自然科学家和1928项重大科学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是25—45岁，峰值为37岁。如果一个青年不能在30岁之前确定自己的学术方向，很容易错过人生最佳创新阶段，取得重大成就的几率自然降低。

　　第四，必须在整个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人才成长不能脱离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既为人才成长提供给养，更对人才劳动给予回馈。钱学森先生曾经尖锐地指出，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和人才工作，物质条件也比民国有很大改善；为什么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却不尽人意？原因当然很多，但整个社会缺乏科学精神无疑是重要原因。科学精神有多方面内涵，但热爱真理、非功利追求是科学精神的最重要属性。钱学森先生不唯上、只唯实，敢于挑战学术权威乃至自己的导师，正是其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然而，由于我们在主导思想和管理理念上一直存在科学实用主义倾向，严重破坏和侵蚀了科学的纯洁性，引致日益严重的科学功利心理和文化。目前，国内很多学术机构、学者往往在非学术力量面前低头，不能坚守学术规范为“五斗米”折腰。这种不良文化严重侵蚀青年科学家群体，更影响青年学生对科学的追求和向往。科学精神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年人才成长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如果失去了对真理的热爱、失去了理性质疑和批判、失去了独立和无私性，科学只能沦落为一种社会工具和谋生手段。在缺乏科学精神的社会氛围中，各种学术怪胎难以避免，更容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使杰出人才的培养遭到极大破坏。因而，建立和弘扬科学精神，是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价值和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