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边邻国大地震引发的持续核危机，泛起了又一波“敬畏自然”、“善待生命”之类情感滥觞。问题是，在有关“生命”和“自然”的大多数具体问题上，尧舜孔孟、释迦牟尼、耶稣基督都没有告诉过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他们只教导了一些哲学原则，而且我猜想他们大概不太可能主张后人一成不变地过他们那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因此，空洞肤泛的眼泪和激情代替不了严肃清澈的反思，而在我看来，这些思考中最迫切的，就是现代社会的风险控制及其遵循的理念问题。

我的本科学位是在同济大学热能工程系获得的，因此深知现代科学对核电的看法。目前在科学界赢得广泛共识的正统解释是这样的：相对于世界各地无时无刻不在污染大气河流和排放温室气体的火力发电，相对于技术困难且成本昂贵的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发电，核电是迄今为止最清洁、成本最低的能源；从概率论的角度说，核电厂发生事故造成严重生态灾难的平均几率也远低于传统火电厂——— 我们总是容易忽略火电厂的污染对各地居民造成的严重健康损害，只因为它们是零星、分散、强度不足以致命的。这就是专业人士和政治家们坚持发展核电的理性基础。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就好比交通专家常说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一样，他们是以每百公里平均事故率和死亡率数据来衡量的。然而，即便如此，为什么仍有不少人因为惧怕而从不坐飞机呢？很明显，这是对“风险”的不同理解方式造成的——— 汽车交通事故的可能性的确远高于飞机，但飞机一旦失事，一般而言是毫无逃生希望的，而且通常伤亡数字巨大。这也就是为什么飞机失事总能成为全球媒体的头条新闻，而无时不在发生的公路交通事故却难以得到关注的根源。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在增强。当然，技术进步、社会集中度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本身又孕育出前人不曾遇到过的新的风险，这是题外话。现代的风险管理基本上沿着下述路径不断前行，即想方设法将原本无限分散的风险汇拢到有限的一些点上进行集中管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货币，今天不会有一个国家像古代社会那样允许(保障)人们随意使用黄金、白银或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等价物进行交易，货币无一不是国家严格掌控的。而且，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不断扩大，还诞生了像欧元这样跨越十几条国境线的超主权货币。

这显然有助于提高风险管控的效率：同样是为了达到供电的目的，假如全国每个县都建一个独立的电厂和电网，无论是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事故概率等各方面，肯定都远逊于建设一个全国统一的电网和几十家至数百家超大规模发电能力的电厂。但这种将原来许许多多分散的、微小的风险集中到一起的管理模式，本质上并不能消弭风险或降低风险的总量，它的确能够减少风险爆发的可能次数，然而其代价是极大地强化了每一次单个风险的能量。类似地，欧洲的货币统一确实增强了欧元区各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但另一面是：如果没有欧元，也许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也就仅限于上述几个南欧国家加上爱尔兰了，不至于拖累整个欧洲经济陷入严重的低迷之中。

核能发电就是上述这种现代社会风险管控哲学演绎出来的一个典型故事：核电厂发生事故的概率极低，只是，万一发生则危害大到人类难以承受。这里面存在着一个解不开的悖论：要是没有三哩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电站，世界上会有多少人缓慢而无声无息地死于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各种疾病？可正因为有了它们，又有多少人在举世瞩目之下直接死于可怖的核辐射？这是一个必须要作出的两难选择。

对于我这样一个学自然科学出身又素来爱好佛学的人来说，所谓“敬畏自然”，绝不等同于简单肤浅地倡导节制欲望、回归简朴生活。自从人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这一历史性事件在西方宗教中以人被上帝逐出伊甸园来作为隐喻)以后，就注定了他只能孤独无助地向前摸索的永恒命运。自然就是自然，她不会自动成为什么人的朋友。依我看，使千年河西走廊退化成沙漠的人固然是愧对自然的罪人，但妄图让塔克拉玛干沙漠变成绿洲的人，也同样丝毫没有一点敬畏自然之心，因为自然的巨大莫测力量根本不是人力轻易能够控制的。呼吸过日本清新空气的人都应该明白，日本人算得上相当善待自然了，但这并不能阻止这次9级大地震以及随后的核泄漏。

我觉得，与自然相处的正确之道，在于顺应自然的法则和力量，使之服务于人类，同时又努力不破坏她的原貌。换句话说，只有当越来越深入地把握自然的法则并谦虚地承认永远都不可能穷尽这些法则，她才会成为人类的朋友。回到能源与风险的问题上，我们当下应当深刻思考的是如何寻找到提高风险控制能力与将风险进行分散的最优平衡及创新突破。在此性质上说，互联网就是当代的一项了不起的人类成就，它的高速、互动和无限极大地提高了人们之间的信息传播效率，而在另一方面，它的无中心和去层级化又使得互联网通讯的安全风险异常分散，进而提高了其可靠性。这应该启发各国政府及那些致力于能源安全的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