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吴启迪

　　1993年至1995年任同济大学副校长;1995年至2003年任同济大学校长;2003年至2008年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现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已经提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实现。2009年中央财政支出决算只完成了这项预算的91.1%。报告里解释，没有完成的原因是进行了转移支付，但这块儿解释得不够细，我想知道，地方转移支付的数量是多少?中央和地方加在一起，预算完成的情况怎么样?”今年6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时，吴启迪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心里装的全是教育。

　　《规划纲要》“千锤百炼”

　　6月21日，经过两年多研究打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经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规划纲要》对我国未来十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吴启迪参与了《规划纲要》的制定，并担任战略研究专家组组长。

　　“战略部分是《规划纲要》的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吴启迪告诉记者。

　　《规划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

　　“通俗地说，就是要找准方向，明确我们的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吴启迪说，《规划纲要》制定之初，就考虑如何围绕育人问题，给出一个能够站得住、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战略目标。如今，她看到了——

　　“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原则，写进了《规划纲要》;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在未来需要达到的规模，都有了量化指标;在“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20字工作方针中，“公平”写到了“质量”的前面。

　　吴启迪用“千锤百炼”来形容《规划纲要》的制定过程。

　　“在教育问题上，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规划纲要》做到了，它基本上反映了社会各界对教育的期盼。”吴启迪说，从2007年开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主持召开了十几次座谈会，就《规划纲要》的制定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参加座谈会的，既有来自一线的大、中学校学生及学生家长代表、各级各类学校校长和教师代表，也有各个地方主管教育的负责人。

　　“参加讨论的人多，需要做的调研工作也多。”吴启迪说，《规划纲要》制定前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在她看来，这样的制定过程，比纲要本身更具亮点。

　　同济大学的“世博缘”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世博局副局长周汉民曾向媒体表示，世界上没有哪一所大学像同济大学这样，为世博会作出如此大的贡献。

　　“同济大学承担了城市未来馆、法国馆等8个外国自建馆、非洲等6个联合馆、29个租赁馆及世博会博物馆在内的多项场馆设计工作。同济大学是本次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服务时间最早、参与人数最多、工作跨度最大的高校之一。同济专家担纲完成了世博地下空间开发与利用规划任务。来自世界各国的城市最佳实践案例是上海世博会的最大创新点，这一规划来自同济大学教授唐子来……”吴启迪历数着同济大学在上海世博会上参与的工作，“这就是大学的责任”。

　　说到大学的责任，吴启迪很有心得。吴启迪在瑞士留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就意识到，大学应该培养开放性、国际化的人才。在同济大学任校长的8年，她锐意改革，结合该校对外交往的传统，在世界上公认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大学责任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国际交往”。将同济大学的发展目标确立为:“研究型、综合性、国际化的世界高水平大学”。如今，国际化的特色，正在提升着同济的办学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2002年12月4日，上海申博成功的喜讯传来，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吴启迪也投入到狂欢的队伍。那时，万般感慨在她心中化作一个信念:同济应该在世博会上有所作为。

　　不久，世界博览会研究中心在同济大学成立，其使命是研究同济大学如何服务世博。

　　2003年6月，吴启迪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尽管离开了同济，但仍然关注着同济的发展，包括同济在国际交往中的表现。

　　“如果留心观察，你会在世博会上看到很多同济的‘痕迹’。应该说，这是加强国际交流的结果。”说这番话时，吴启迪的眼神里流露着自豪和喜悦。

　　希望中国也有世界一流大学

　　1995年，对于同济大学和吴启迪来说都非同寻常。

　　这一年，同济大学迎来了建校88年来首位女校长;而吴启迪则在国家教委选拔高校领导干部的改革过程中，成为中国第一位民主推举产生的大学校长。

　　1994年底，同济大学党委按照国家教委有关规定和校长任职条件，进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访谈考察等工作。在推举校长的联席会讨论及投票时，副校长吴启迪成为大家一致推举的校长第一人选。

　　因为是全国首次，驻外的中国大使馆也都很重视这次民主推举，并在世界上作了宣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吴启迪也因此成了“名人”。

　　对于这段经历，吴启迪记忆犹新，“其意义在于，有利于推动校长的民主产生，让学校师生有更多的选择。现在，很多高校都是这样做的。”

　　上任后，吴启迪不断改革，倡导“知识、能力、人格”的办学理念，提出要把新同济建设成一所文理交融、医工结合，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协调发展的多功能型的综合性现代大学。她竭尽全力争取“985工程”(高等教育的系统改革，旨在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希望把同济大学打造成世界一流大学。

　　当校长的8年间，吴启迪经历了中国高校布局大调整、扩招以及高校后勤工作社会化等多项变革。对有些改革的推行，吴启迪也有过踌躇。

　　比如高校扩招。“起初，我就很不情愿，因为投入并未增加。”吴启迪说，直到后来了解到一些数据才想通。

　　这是教育部发布的数据:1995年，我国大学生总数只有印度大学生总数的一半，毛入学率(指适龄大学生与实际大学生的比例)仅5%。原因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一直没有招生。通过扩招的形式，刚好能够把这个“洞”给补上。

　　然而，高校扩招推行后，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有些人把账算到了“扩招”身上。

　　“账不能这么算。因为就业人口客观存在，扩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他们就业的步伐。应该看到的是，2009年我国大学生的总数是印度大学生总数的两倍，我国大学生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4.2%。也就是说，几乎每4个适龄学生中就有1人上了大学。这些变化，正是扩招带来的积极意义。”吴启迪说，让较大数量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正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现在大学生的人数上来了。下一步，可以放缓扩招的步伐，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吴启迪始终认为，扩招对高校的教学质量的影响是暂时的，因为很多高校都开展了“211工程”和“985工程”。对于中国能够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吴启迪坚信不移。

　　发展教育必须用超前的眼光

　　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后，吴启迪感到，需要更宏观地把握教育问题。而做到这点，必须用超前的眼光审视教育的发展方向。

　　“现阶段，高等教育还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某些软肋，比如实践环节。”吴启迪说，“质量工程”(教育部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所列的项目)虽然有一项是怎样加强实践环节，但实际情况是，从实习、课程设计到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这些环节都有弱化的趋势。

　　为此，教育部在2010年建立了500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让本科生参与一些研究工作，以学生为主，让他们自己设计选题，以加强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如果效果好，会考虑进一步推动。”吴启迪说。

　　“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是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任务。我国正在推行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在争相推出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例如，德国正在建设10所精英大学，韩国实施“韩脑”计划，日本推出“卓越中心”计划，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也在加强高水平大学建设。

　　“希望这一点引起国家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逐步加大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吴启迪说，目前，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中，高等教育部分仅占GDP的0.6%，这在全世界属于较低水平，许多发展中国家已超过1%。

　　“我们国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能力。”吴启迪说，关键在于，高等教育在考虑协调发展的同时，也要优化资源配置，尽早提高对高等学校的投入。“我们最终是要把一批高水平的大学真正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