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崇尚以德报怨，重情重义，反对见利忘义，忘恩负义。“子罕言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放于利而行,多怨。” “见利思义。” 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儒家提倡“先义后利”“重义轻利”。

墨家重利，也同样重义：“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但义的基础是利，义的目的也是利。义就是利，利就是义，有利即有义，无利即无义，义利同体。墨子的“义利说”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符合人类生存的基本规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之利欢。”“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 “趋利”“避害”是人的生存本能，也是最无差别的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但“逐利”不能以“失义”为前提。 “见利思义”，而不能“见利忘义”，必须取之有道，有标准，其中就包括是否符合“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就是大义。“义，天下之良宝也。夫义，天下之大器。”

显然，以义取利，这是中国文化自带的“义利观”，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可以秉持也应该坚持的价值观。要保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常态化健康发展，我们就必须尽早传播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义利观”，充分发掘中华文化自身的经济价值，以文养文，以利富文，只有这样，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才不会被视为异类，而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有机组成成分，自然生长、不断壮大，有血有肉，既然食人间烟火，也就有了人间烟火气。

中华文化只有靠中国自身的实力才能对世界产生吸引力，而有了实力的中国，才能使外国人从中找到成就事业的机会，赚钱养家，丰衣足食，以中国价值实现自身价值。只有坚固的大船，人们才会放心搭乘，一起同行。中国就如一条大船，只有给乘客提供了安全舒适的环境，人们才会选乘。越是环境不利，越要埋头苦干，做好自己的事，然后取信于人，以中国之利，成就天下之利，进而以天下之利，富国强民。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更有底气。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不必讳言其中的功利性、工具性，但也不能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甚至图一时之需，为一时之势，而过分以利诱人、以利惑人，这样最终会利尽情尽、利尽人散。

中华文化走出去可以获利，但不能为“利”而创造虚假的繁荣，这对中国世界化的“大道”而言是“大不义”，“无义”则“无利”。“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只有以“君子”之态走向世界，中华文化才会坦坦荡荡，不以利喜，不以失悲，“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积善在身，积义厚德，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和经济价值才会自带芬芳，吸引更多的人惜之爱之，育之护之，使为之辛勤劳作的人们既获利也得义。

（作者系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院长，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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