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飞速发展和文化的缓慢变化发生了矛盾。百年来，中国对传统文化的主流观点曾经出现多次反复，至今缺乏系统的反思，成为当前学术界发挥科学创新潜力的一大障碍。本文从历史回顾和中外比较入手，提出当现代科学在欧洲产生时，中国曾坐失参与的良机；当试图引入西方科技时，又因为方向错误遭受失败，结果使得科学成为西方的特色和东方的弱点。东西方差异的根源在于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不同属性，可以上溯到2000多年前古希腊和春秋列国的2大源头。当今世界上这2大文明的经济基础正在消失，新时代的科技发展必将产生新型的全球文明。呼吁从历史反思入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争当国际学术界铸造全球新文明的排头兵。

科学创新要有文化土壤。赢得国际声誉的华人科学家，尽管他们久居海外，仍然离不了祖国的传统文化。1999年中国科学院50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杨振宁讲物理学里的“对称”，说苏东坡的回文诗就是对称，顺念倒念都成诗；李政道举出杜甫的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说这里大概就是“物理”二字最早的出处。丘成桐说得更透，在10多年前他说过：“我研究这种几何结构垂30年，时而迷惘，时而兴奋，自觉同《诗经》《楚辞》的作者，或晋朝的陶渊明一样，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自得其趣”。科学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历来为学人所称道；但是到了21世纪随着科学的腾飞，对于已经进入世界学术圈的中国科学家们来说，反而感到迷茫，现代科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了不好处理的难题。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究竟是甩而不掉的包袱，还是尚待开发的宝藏？如此发问，就引来了科学与文化的关系之争。

自从500年前产生以来，科学是在加速发展的。而文化不同，它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原有的传统。不同的发展速度导致两者脱节，引发了近年来科学和文化的关系之争。这场争论并不以中国为限，而且争论的主题因地而异，东西方之间明显不同。西方的实例是20世纪晚期英国著名的“两种文化”之争。爆发点是1959年剑桥大学的一场名家演讲，埋怨文科没有跟上科学革命的步伐，导致英国社会分裂，而文理2种文化的割裂阻碍着社会的进步。演讲者主张提高科学的地位，提升非科学家的科学素养来弥合这种文化分裂。可是这种观点立即遭到文科方面的反驳，认为文化只有一种，科学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把热力学第二定律和莎士比亚的文化问题相提并论是可笑的，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文学，才是文化的最高范式，进而喊出了“反对科学至上”的口号。

东方的争论更多，着眼点也全然不同。例如，面对我国科学创新的任务，2011年《文汇报》发起了“科学创新的障碍在哪里”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障碍在文化，在于缺乏创新文化的土壤。东方的传统文化里，存在不利于科学创新的成分，需要通过文化反思来促进科学创新。2015年，《文汇报》接着讨论“如何重建创新文化的自信心”，发表了《汉语被挤出科学，还是科学融入汉语》的文章，警告科学界要躲开“印度化”的陷阱，主张用汉语“开辟科学创新的第二战场”。但是遭到反驳，“人为扩大汉语在科研上的应用：此路不通”。

可见东西方争论的角度并不相同：西方争论的是传统文化该不该随着科学发展而变化，我们争论的是传统文化在科学发展中还有没有用处。西方的争论是否“过时”姑且不论，对我们自己的争论却应当认真对待。其实这是“五四运动”百年来的老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是历史包袱，避之唯恐不及；还是家传珍宝，是有待发掘的宝库？

对待自己历史文化的态度，世界上大概以中国的反复为最多，只需从“五四”以来“祭孔”“批孔”的反复交替中，便可窥见一斑。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卫生部，曾出台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企图把中医中药一笔勾销，立即引起了全国抗议，议案只能取消。但这绝不是废除传统文化的孤例，更加突出的是汉字。80多年前就提出主张用拼音字母取代方块汉字，甚至推广用拉丁字母写的“世界语”，当时的观点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时至今日，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看法还是很混乱。例如，几年前，某报纸居然不加批判，公然转载某教授的话：“老爷子我从来不看中文，主要是白话文的表现力太苍白，没有张力，哪有英文写的优美。”

比语言更重要的是精神，个别地方至今还在盲目弘扬反科学的“传统”精神。庄子《天地》中提到，陕西有个自称“抱瓮之乡”的汉阴县，大概为了开发旅游资源，该地在新修的“龙岗公园”特地建造了“抱瓮老人”的塑像。说的是孔子学生子贡的故事，他看见一位老人抱着坛子下到井里汲水，再爬上来浇菜园。子贡好心，建议老人用杠杆吊水省事得多，不料被臭骂了一顿，老人说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我绝不会去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确实在2000多年前，曾经有过反对技术进步、固守拙陋生活的主张，但是难道今天的汉阴县还要弘扬“抱瓮精神”，提倡倒退，过原始生活吗？

现代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脱节，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现代科学在欧洲产生，传到中国的时候都被挡住，阻力就是传统文化。中国曾经出现过接受现代科学的历史窗口，可惜这些机遇都先后丧失，其中第一个机遇来得很早，就在现代科学的产生时期。

现代科学通常把牛顿发表三大定律的1687年（康熙26年）作为诞生的标志，但也有人主张从1543年（嘉靖22年）哥白尼“日心说”发表算起。两者之间的一个半世纪就是欧洲科学革命，现代科学的产生期，在中国相当于明朝晚期到清朝初期。我们没有注意到，其实在明朝晚期这段时间里，中国曾经出现过科学早期发展的机遇，可惜这份历史机缘丧失在明清朝代交替的动乱之中。

明朝晚期中国出现了社会转折，从明朝初期单一的农业向多元化社会转型，尤其是隆庆元年（1567年）解除了近200年的海禁，对外贸易和工商业都得到发展，催生了中国科技发展的高峰期。单就著作而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78年）、程大伟的《算法统宗》（1592年）、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年）和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1642年）等，我国古代科技的一批重大名著，都在明末的几十年里问世。

有趣的是，就在这段时间里，欧洲科学革命的成果也由基督教的传教士陆续带来中国，用作他们来东方传教的敲门砖，这也就是“西学东传”的开始。西欧一批修学了宗教和科学的传教士，先到澳门学习中文和东方礼仪，然后换上了儒生服装，用中文向我们的士大夫展示世界地图、自鸣钟和各种仪器，走上层路线进入中国南方。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位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被后人誉为“泰西士儒”“西学东渐第一人”的文化使者。他最出名的业绩是和徐光启（1562—1633年）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成为现代科学的第一本中文书。他后来获得了朝廷的官职，病逝后钦准破例安葬在北京。

利玛窦之所以成功，是赢得了一群高官、学者，使其成为追随者。明朝晚期，知识界刮起了一股新风，一群主要来自长江三角洲的士大夫，本来就对墨守成规的儒教文化不满，一旦接触了传教士，和西学的科学思想一拍即合，产生了强烈反应，上海的徐光启和杭州的李之藻（1565—1630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些具有进士头衔的高级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吸纳利玛窦带来的科学知识，在十余年时间里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上）》《泰西水法》《诨盖统显图说》《坤舆万国全图》等一大批科技文献（图1），第一次将现代科学带进中国。

如果只讲翻译，那就小看了徐光启等人，因为这群士大夫本来就热衷于自然知识和应用技术，西学的引入好比增加了催化剂。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就是当时农业的百科全书，记录了我国传统农政措施与农业技术；李之藻的《浑盖通宪图说》，根据西方的天体学说解释我国《周髀算经》中的浑天盖天的说法，是西方科学和中国原有科技知识相结合的尝试。影响所及，也给文学艺术带来了新意，剧作家汤显祖1592年曾经在广东肇庆和利玛窦晤谈，在他后来写的《牡丹亭》剧本里，就可以看到这次中西交流的痕迹。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科学革命的早期，徐光启比伽利略大2岁，牛顿在他翻译《几何原本》40年之后方才出生。如果东西方交流能够维持和扩大，作为当时世界最富有国家，中国完全可能参加到现代科学产生的过程里来。但是“徐光启们”只不过是朝廷里的“异类”，这股新潮力量过于薄弱，很难突破千年的传统势力，加上明朝在1644年灭亡，这一段历史佳话很快被埋没在兵荒马乱的动荡之中。

中国出现第2次发展现代科学的历史机遇，是在200年后。2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逼得清王朝急于设法自救，主要对策就是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1861—1895年）。从所谓“同治中兴”开始，由李鸿章等操办，采取了一系列实际举措，发展从采矿到军械现代化工业，建设船厂、开设招商局与电报局，打造北洋水师；同时也开始了翻译科技书籍、派人留学西洋、开创现代教育等措施，换句话说也就是发展现代科技。

这第2次机遇来头大、气势凶，因为是朝廷自上而下的救国之举，与第1次机遇的书生气息大不相同。可惜昙花一现，1895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8年戊戌政变维新失败瀛台囚帝，纵然开办的工厂、铺设的铁路还继续有用，但是引进西方科学的历史机遇却已经再度丧失。世事不进则退，16/17世纪和19世纪的两次历史机遇的丧失，反而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的对立，到21世纪仍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重大挑战。

为什么科学进入中国这么难？现代科学能够在欧洲产生，到了中国为什么就不能适应？如果说16/17世纪由书生们发起的努力没有成功，那为什么19世纪由政府做出的安排也以失败告终？最简单的回答就是阻力太大。

关键在高层。明末清初的皇帝看上了欧洲人的火炮和编历技术，不妨把西洋教士召进宫来为我所用，但是这决不等同于接受西洋的科学，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不惜开刀。清朝早年有个高官参奏，诬告先皇驾崩与传教士历法计算失误有关，他们还在妖言惑众图谋不轨，于是，12岁的康熙皇帝按照保守派的主意，判决传教士“凌迟处死”，恰好当时发生了地震，又加上皇太后出面干预，传教士才免于一死。后来，欧洲天主教内卷，发生了“中国礼仪之争”。当初利玛窦开创的传教方式，是和中国礼仪相妥协，入了教也还可以祭拜祖先，结果被教皇下令否定。于是，1721年起，中国干脆禁止基督教传教，晚明开始由传教士传送科学的活动也就戛然而止。

从本质上讲，明清的中国本来就没有接受西方科学的思想准备。中国不可能屈尊就卑去接受“西夷”文化，只有吃了败仗才被迫“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只能要技术不能要思想。洋务运动的原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殊不知“技术-科学-思想”三者环环相扣，是条切不断的链子，这也就是洋务运动注定要失败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即便学术界一度闪现出科学之光，也无法维持，因为没有人接棒。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总共15卷，明朝的徐光启在1607年翻译了前6卷，后15卷却要等到清朝的1857年方才翻译出版，前后相隔25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版了介绍西方世界的书籍，如1843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1848年的《瀛环志略》，可是在国内都受到冷落，《瀛环志略》还因受到攻击而被迫停印，但是在日本却大受欢迎，成为启发“明治维新”的重要读物。

上述例子反映出日本和中国的不同。和中国相似，西学东传到日本，也是16世纪传教士先行。但是日本的文化建立在传入的汉字和儒学的基础上，要改为接受西方文化并没有太大的阻力。19世纪中国的戊戌政变（1898年）失败，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成功，2种结果正反映出两国背景的不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国知识界的差异。

最明显的是语言。日本17世纪禁止天主教，但是荷兰信新教不在此列，所以学习荷兰语是允许的。当时日本把西方科学技术都叫作“兰学”（Durch learning），在长崎造了个扇形的人工岛作为特区，允许荷兰人做买卖、传播西洋知识。18世纪后期起，日本知识界已经开始学习荷兰语，直接了解西方的科学知识。与中国不同，幕府将军安排官员学习荷兰文及其科技知识，结果从1750年开始就陆续出版了《荷兰本草和解》《荷兰文字略考》等一系列译著，客观上为19世纪“明治维新”的改革做了铺垫。而中国的士大夫不屑去学“蛮夷”的语言，上面所说的翻译书籍都是欧洲传教士学会了汉语，口译西文再由中国人书写而成。例如《几何原本》书上，就写明是“泰西利玛窦口译，吴淞徐光启笔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洋务运动”，19世纪70年代官派120名幼童赴美国学习，第一批30名就招不满，因为略有钱财的家庭都舍不得让自己的孩子出洋留学。

与此相应，两国知识分子对待西洋新学的态度也大相迥异。明治维新的成功，原因之一是有思想家在推动，可是中国缺乏能为变革做舆论和策略准备的思想家。戊戌政变背后的学者是早年的状元翁同龢（1830—1904年），这位“两代帝师、三朝元老”虽然极力支持变法，可是本质上还是位保守文人，对洋务运动就持反对态度。相比之下，和他年龄相仿的明治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年），少年时学了汉学、兰学，青年时又三访欧美，目睹了东西差异，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思想，推动了日本的改革。不过此人极力主张侵略，既是日本近代教育之父，又是军国主义理论家。

另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动手”。中国古代学者历来宽衣大袖、动口不动手，做科技实事的人如造纸的蔡伦、下西洋的郑和，都是太监并不是读书人。而日本的习气不同，兰学第一个科学突破口就是解剖学，日本科学家通过解剖水獭、在刑场见习尸体解剖，在18世纪就完成了解剖学的早期著作。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使日本在医学上很早就进入国际前沿。

当然日本的道路无须羡慕。虽然日本是亚洲接受现代科学最为成功的国家，但是在引进科技得到发展后，加入了列强队伍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最后免不了失败。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同在东亚，日本能够与众不同，“脱亚入欧”呢？答案可能在于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

人类文明的发展，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里都极不平衡。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里，曾经出现过一个世界文明的灿烂发展期，西半球有希腊的古典时期，东半球有东周的百家争鸣，各自涌现出一批哲人，分别成为后世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早期核心（图2）。

在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周围，当时形成了一批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出现了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4—公元前546年）等哲人。他们开始对世界进行理性思考，探讨万物的本质究竟是水、火、气还是原子等问题。后来的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等，对这些自然哲学问题进行归纳提升，进而连接到人类的认识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提出的一些概念后来发展成为不同的学科，他率先对动植物进行分类解剖，还主张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同时他也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

大致同一段时间里，在东方黄河流域进行的是另一番争论。在东周王室失控、诸侯国林立的混乱局面下，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围绕社会的出路各抒己见，进行争鸣。主题是社会问题的诊断，争论如何重建社会秩序，探索社会变更的途径，这里有我们所熟悉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可谁也不曾猜到，当时世界上这2场不同主题的争论，居然会决定2000多年后东西方历史的不同走向，成为今天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源头。

古希腊的哲人本身并不是航海家，但是东地中海是人类海洋文明的发祥地。古人没有导航技术，只能沿着看得见的海岸航行，得天独厚的爱琴海水域不大而港湾林立，最适宜于当时的航行。另一方面，大陆文明的发展需要有手工业和商业的配合，东边的两河流域（当前的伊朗、伊拉克一带）和南边的尼罗河流域（埃及）都是人类大陆文明的摇篮，两者之间的东地中海，就成了航海贸易、海洋文明的起点。其实海洋文明的萌芽早在古希腊之前已经出现，纪元前2500年有腓尼基人（Phoenicians）在海上贩运金属和手工业品；纪元前1400年到1000年之间，又有来历不明的“海上民族”多次入侵埃及。早年的航海不是买卖就是抢劫，本身并不产生文化，但是给爱琴海的社会带来了开放、外向的习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构成了古希腊文明产生的背景。尽管后来遭受过中世纪的摧残，可是15世纪末欧洲人冲出地中海进入世界大洋，就迎来了“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两者的“共振”，开创了历史的新时期，进而复活了古希腊的古文化，产生了现代科学，带来了工业革命。接下来再经过近两百年的征战，海洋文明终于掌控了世界。

与古希腊同时的东方哲人，却把智慧献给了伦理研究。历史表明，诸子百家中最为成功的是儒家学说，他们为社会设计了一种“天下大同”的理想模型：人们并不平等但是和睦相处，上层讲仁爱体恤百姓，下层讲忠孝配合驯从。这种理想社会的主张无法在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实行，所以创始人孔子花了14年周游列国，最后无功而返。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的是“法家”的高压政策；西汉初期休养生息，流行的是“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还要等到纪元前134年社会已经稳定，才有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政策，从此儒家文化在中国立足，孔子的主张终于被皇家采用，成为延续2000多年大陆文明的政治模型。

2000多年的历史表明，儒家文化作为大陆文明的精神支柱极为成功。无论北方游牧民族多少次南下侵犯，甚至几度取代汉族统治全国，以儒家学说治国的原则始终保持不变，反倒是游牧民族本身汉化，融入华夏文明，从而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保留至今的古文明。需要澄清的是，今天所说的儒学，早已不是当年孔孟的版本。在这2000年过程中为了强化政治效果，中国的儒家文化经过了多次变型。在北宋年间，针对唐朝佛教和道教的重大影响，出现了“程朱理学”，将原来的儒学提升到儒释道结合的理论高度，进一步厘定了“三纲五常”的规矩，其中“夫为妻纲”就体现为女子缠小脚和守贞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到了明清两朝，又规定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从四书五经出题，限制读书人只能“代圣贤立言”，加上“文字狱”的压力，形成了学术界的奴性。

经过这一步步的改变，原来被视为大陆文明精华的儒学，最终沦为统治者扼杀自由思想的桎梏。这种经过扭曲了的“儒家”学说，就是当初阻扰科学传播，如今遏制科学创新的文化根源。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版本相比，北宋以来所流传的“儒学”已经面目全非。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改造，儒学变成了管束知识界的高招，却丧失了原有的生命力。

随着历史车轮的转动，古希腊和东周哲人们的文化遗产，分别演化成为地球上的2大文明：西方的海洋文明和东方的大陆文明。本来两者各有千秋，难分优劣；可是从16世纪起，海洋文明快速发展导致两者碰撞，决战的结果是大陆文明失败，最后到20世纪海洋文明在全球获胜。其中大陆文明的失败史，也就是中国人痛心难平的百年国耻。

从16世纪起，欧洲的商船和战舰越过大洋来到东方，发现岸上的国家各不相同，至少有印度、中国、日本3种类型。印度河流域是世界古文明的源头之一，但是就像诗人泰戈尔所说：“印度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地理概念”，缺乏对外来侵入的抵御力。从1757年开始沦为英国殖民地，1849年全境被英军占领之后，印度的文化高点被西方文化占据。而日本不同，虽然很早就接受中国的大陆文化，而本身的地理条件却更加适合海洋文明，山地面积占79%，明治维新以前地方“大名”的分治格局，也和爱琴海的城邦十分相似，客观上没有理由反对“西学”，因此学习西方语言的时间就比中国人早100多年。1853年，美国佩里少将率领军舰（“黑船”）驶入江户湾，强迫日本打开国门、签订亲善条约，这次“黑船事件”居然成为日本历史上的亮点，在黑船靠岸处建造佩里公园、树立佩里纪念碑，每年还要举办“黑船祭”以示怀念。

在上述3国中，对“西学东传”阻力最大的是中国。简单说来，中国是大陆文明的故乡，海洋文明产生的“西学”是外来户，发生碰撞不难理解。但还是要问：两者的矛盾究竟在哪里？什么地方两者不能相容？多少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作者写了多少文章，讨论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尤其在国际交流中的学者们，对这种差异最为敏感，然而着眼点不尽相同。日本本川达雄教授写了篇“寿司科学与汉堡包科学”的文章，讨论东西方科学家的差异，他认为差别首先在于对宗教信仰的态度。2008年北京奥运会震惊全球，美国作家Friedman著书惊叹地说，“集体主义的中国，战胜了个人主义的美国”，他把差异提升到社会组织性质的高度。其实，比起日本人和美国人来，中国人更需要讨论这种差异，因为这里正是科学创新的阻力所在。

中国人的讨论，绕不开著名的“李约瑟之问”。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在整理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基础上问道：“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他自己的回答，是因为儒家思想支配的中国封建官僚制度以及缺乏商人文化。现在看来，更加确切的回答是原因在于两类文化。

2000多年前，古希腊和东周的先哲们开创了2类不同的文化。前者提出了观测与实验、数学与逻辑、辩论与证伪的方法，反映出爱琴海海洋文明的特色，最终成了现代科学的源头。而传统的大陆文明重农抑商，就像“抱瓮丈人”那样坚持保守和继承，并不支持革新，因为继承和稳定是古代农耕社会的最高原则。两者之间的千差万别，也可以用一张简表来表达（表1）。

换句话说，大陆文明以农耕为基础，要求稳定和继承；海洋文明以工商为基础，要求开拓和变更。前者以族群作为社会基础，要求尊重权威，后者以个人为基础，主张自由发挥。前者强调族群的和谐，甚至融合，后者突出各自的差异、倾向于争斗。

可是传统的大陆文明不利于科学的产生，更不利于创新。古典的农耕社会趋向封闭，严重的内向性格排斥外来的交流，成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障碍，由此产生的影响中最为严重的是对权威的盲目崇拜。先贤的箴言或者权威的指示都不需要论证、不容许怀疑，尽管这在社会问题上可能是处世良方，在科学研究上却是毒害创新的“癌症”。所以直到今天，尽管科教兴国已经成为国策，西方现代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强迫婚姻”，仍然缺乏感情，这就是我们模仿、追随的力量有余，源头创新势头不足的根源所在。

我们从科学与文化关系的当代争论，一直追溯到2000多年前2大文明的源头，提出东西方文化分异的根源，在于海洋和大陆2大文明。现在回到科学与文化之争的主题上来，我们究竟如何处理现代科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尽管这是争论百年的老问题，由于缺乏深刻的反思，至今我们的认识依然混乱，有些流行的观点显然不利于科学创新，亟待澄清。这里包括相反的主张。

1）“全盘西化”。认为当今社会已经全球化，从语言到科技西方文化已经占领全球，除了紧追之外我们别无选择，这也就是前文所说“老爷子我从来不看中文”的理由。这类主张由来已久，是清朝晚期屡战屡败以后留下的恐惧症，但是近40年，中国的崛起震惊世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住了这种流行病。这类观点根子在于眼光的局限性。要知道世界的流行文化是在变的，“可口可乐”“麦当劳”走红、英文成为世界语言，只不过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现象，当年牛顿力学用的是拉丁文，爱因斯坦相对论用的是德文，都不是英文写的。

2）“中学西用”，也就是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口头上已经不再有人坚持，但是主张“中学为体”的还大有人在，因为我们至今并没有经过全面反思，所以一说提倡传统文化就容易复旧，汉阴县新建“抱瓮丈人”像便是一例。假如笼统地一边提倡发展科技，一边鼓吹传统文化，就很容易产生复旧的效果，成为“中学西用”的现代版。

3）“西学中源”。这是当年洋务运动士大夫们宣扬的观点，说西洋科技虽好，其源头还是在中国，从而否认传统文化的弱点，支持“中学为体”。清朝初年采用了西洋历法，但是又说这本来就是中国的，用康熙的话来说：“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这种误导至今还在延续，从古书里发掘我国古代的科学贡献是天经地义的好事，但绝不要为“爱国”而任加发挥，硬说科学发现中国在先。

分析起来，这些主张里既有对历史的误解，也有情绪的作用。泱泱千年大国遭受了侵略还要拜人家为师，气难消意难平，很容易陷入“不是义和团就是汉奸”的极端思维。贵在分析，处理科学与文化的当务之急是进行系统而深刻的历史反思。就科学研究而言，要分析为什么我们成果不少，创新不够？问题显然在于土壤。创新的土壤是文化，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土壤，今天我们能不能“改良土壤”，催生新时代的新文化？

17世纪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得益于文艺复兴唤醒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当古希腊学者悉心探索人和自然关系的时候，东方大陆文明的哲人们有着另外的主题，印度人探讨人和神的关系，中国人探讨人和人的关系。17世纪科学的突破口首先在数学、物理，成功地建立了化学等实证科学。然而，生命系统和地球系统由于其极度的复杂性，其研究长期停留在现象描述和数据积累的阶段，直到21世纪才提出了研究本身理论的新方向。研究生命和地球复杂系统理论，要求各种科学的交叉集成和大数据整合的新挑战，绝不是超大计算机能够解决的问题。科学发展的途径是“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要求从方法学上突破，实现源头创新。自古以来东方学术的特色是从整体着眼，无论中医、国画都与西方在基本方法上有所不同。如果这种不同哲理、不同思路的研究方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会不会在这场新的科学“范式转变”中，找到新的突破口？

人类文明的基础是经济。北半球季风区大河流域的农耕经济，产生了大陆文明；地中海适于航海经商的爱琴海区，产生了海洋文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分割两大文明的经济基础正在消失，今天的中国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大陆国家，已经变为海陆统筹的大国。当前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正在改变着社会经济形势。在大陆上，机械化、智能化的农业，已经没有“抱瓮精神”的余地；机器人的出现，正在消除“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分野。在海洋上，人类很久以来是在海面上开发海洋，航海的目的是海洋彼岸的大陆，现在开始开发的是深海大洋的内部，需要在垂向上进入海洋。

这样发展的结果，大陆经济和海洋经济的界限已经不再清晰，划分两者的地理因素已经不再重要。人类进入深海靠的是科技力量，岸线和港湾并不是决定条件。至于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的发展，更是在把人类社会引向大家都不熟悉的远方。与此相应，历史上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划分，必将被新的全球文明所替代（图3），从而产生新一代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而在这场历史转型中，科学技术必将发挥史无前例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