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矿重组等事件，引发关于“国进民退”的激烈讨论。经济学者和行政官员的观点有着很大分歧，经济学者大都认为这标志着新一轮的“国进民退”，行政官员则否认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此前，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语是“国富民强”。从“国富民强”到“国进民退”，说明各方终于意识到“国富”不等于“民强”，两者未必是水涨船高的关系，很有可能是此消彼长，“国进”导致“民退”。
　　我同意经济学者们对于一些国有企业借用行政权力兼并民营企业的批评。但是，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吴晓波先生最近发表的《致煤老板的一封公开信》，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私有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煤老板”，无法得到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同情和声援，然后自问自答，批评“煤老板”作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没有考虑社会责任，缺乏良好的社会形象，所以当他们的利益出现沉重损失，民众非但不会为“民退”而痛心，甚至还会“幸灾乐祸”。
　　对于吴晓波的这个观点，一些经济学者有着激烈的批评，认为这是站在了权力的一边。但是，吴晓波的批评，我以为依然值得民营企业家认真对待，并不限于“煤老板”。
　　一些经济学者以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为民营企业家进行辩护，但很多民营企业家完全不知古典自由主义为何物，他们挥之不去的是“帝王情结”。山钢收购日钢，被视为“国进民退”的另一起标志性事件，其中民营企业日照钢铁集团董事长杜双华，在员工看来有着浓重的“帝王情结”，办公区豪华如宫殿，外面还有一圈“护城河”围绕（2009年10月《中国周刊》）。一个民营企业家，无论具有什么情结，这都是他的思想自由，他把办公区修成什么样子，也是他的权利，都没有违反法律。但是，这不意味着不能从价值层面对这些观念和行为进行批评、检讨、反思。我们可以一边支持民营企业维护私有财产的权利，一边对民营企业家头脑中的观念进行批判。
　　很多民营企业家平时拥有“帝王情结”，颐指气使、前呼后拥、一言九鼎，但是在维护自己权利时，却是不折不扣的“草民心态”，畏畏缩缩、瞻前顾后、欲言又止。《东方早报》曾经报道，在一个浙商的小型沙龙上，30多位“煤老板”没有一个愿意首先发言，几乎每个人开场的第一句话都是“希望媒体不要公开姓名，电视画面也请处理一下”，唯一愿公开姓名的“煤老板”最终也放弃了主办方为其安排的主题发言。我曾在网上看到“煤老板”出席一些会议时的照片，面戴墨镜，神色紧张。
　　毋庸讳言，“煤老板”在公开场合的沉默，是因为背后面临强大的压力。但是，当一个人自身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他拒绝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希望搭顺风车，希望学者或者政府担任“青天”角色，这种“草民心态”让人不敢恭维。当“草民心态”和“帝王情结”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那就不仅无法让人同情，还会让人有些瞧不起了。
      最后必须再次重申，我绝不认为一些民营企业家拥有“帝王情结”和“草民心态”，他们的私有财产就不应受到保护，我也不认为“帝王情结”和“草民心态”是民营企业家的专利，民营企业家不乏具有深刻思考者。“国进民退”的主要责任不在于民营企业家，但是民营企业家需要对自己的理念和行为进行充分的清理。如果经济学者不愿对民营企业家的“帝王情结”和“草民心态”进行批判，那最好也不要批判民众的“仇富心理”，否则，岂不是只许老板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2009年11月28日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