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一生为他人作传，等到他驾鹤西去，我想找点他的传记或口述，竟然一无所获，既没有发现唐德刚的“自传”，也没有找到他对自己生平的详尽“口述”。只是在媒体的报道里，看到他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和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的“光辉往事”被反复提起，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在深圳会有40个教授竞聘一个处长。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媒体一笔带过的一处细节，即他“曾在国军内当小兵”的经历。
　　唐德刚在大陆的简历相对比较简单，1920年生于安徽，1939年进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43年毕业后在安徽一家中学执教，1944年任教于安徽学院，1948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从此离开大陆。从这段简历里看不到他从军的记载，我所能找到的资料，仅仅提及1937年抗战爆发后，唐德刚从安庆高中散学回家，在家乡组织抗日宣传队，但是抗日宣传队和国军似乎不是一回事。还有一段文字提到唐德刚抗日期间曾在第五战区服役，是李宗仁的属下，可是语焉不详，我只能持怀疑态度。至于有些资料称唐德刚是李宗仁老同事，更是有些夸张，李宗仁生于1891年，1937年9月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1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与时为安庆高中离校学生的唐德刚很难发生关系。
　　“唐德刚曾为国军小兵”这个未经证实的细节，却让我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民国年间，一些士兵可以转型成为学者。唐德刚暂且不论，徐复观、黄仁宇都是从国军转向国学、国史，这段经历已为学界熟知。我们经常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些兵却成为了秀才，这种转型在今天似乎难于上青天。
　　徐复观曾经官至国民党陆军少将，后来退役治学。他在谈到自己的读书生活时提到，“即使是在行军、作战中间，也不能两天三天不打开书本的。”他通过友人贺君知道熊十力先生，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他在第七军某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贺君在师部任秘书。这年夏天，他们在聊天时，贺君大力推服熊十力，称他如何精于先秦诸子之学和佛学。到了抗战期间，有次徐复观到当年的首长、第七军某师师长陶子钦先生处，在那里看到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后来他去拜访熊十力的时候，还是身穿军服。一群军官在一起，不是公款吃喝，也没有公款嫖妓，而是大谈学术，如果不是出自当事人的回忆，让人难以想象。
　　在南开大学读书的黄仁宇，抗战爆发之后没有跟随西南联大前去昆明，而是考入成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进入国民党的军队，并赴缅甸作战。抗战胜利后，黄仁宇任第三方面军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1940年进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学习，1950年以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份退伍，1954年赴美进入密歇根大学读书。即使不算在军校的读书时间，1918年出生的黄仁宇也在军队里度过了十年时间，而且是从22岁到32岁的黄金年龄。如果这十年完全荒废，重新治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黄仁宇即使在入缅作战期间，依然一边服役，一边撰写文章，给当时中国最为著名的《大公报》投稿。
　　徐复观和黄仁宇的经历，未必能够代表当时军队的整体面貌，但是也非特例。徐复观回忆旧友的文章，很多都是涉及从军经历，那些军中人物个个都是书生意气。比如他讲到自己在第七军某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顺便会提到政治部主任，人极精干，长于草书，第七军某师仿佛某个著名大学的文科院系，藏龙卧虎。黄仁宇在《黄河青山》里指出:“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虽然他接着感慨这种地位随后又“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无法否认的是，当时的军队里聚集了为数不少的人文精英。这些士兵日后有机会成为学者，既有个人际遇的偶然性，也与军队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有关。黄仁宇指出，“只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抗战结束之后，黄仁宇曾经考虑重返校园，他将自己的材料寄至南开大学注册组，校方回复:“有关你请求承认你在课外活动的成果，等你的入学受到正式核可，而你本人入校时，将得到适度的考量。”对于一个肄业学生的来信，校方能够如此回复，在我看来已经足以感恩戴德了。但是黄仁宇对这种回复很不满意，认为是官腔官调，放弃了重回校园的努力。这么一个对个人尊严极度敏感的个体，能够在军队里度过十年，充分说明军队可以提供容身之处，黄仁宇甚至把缅北的日子称作“生命中令人满意的回忆”。
　　从中国历史来看，士和兵一体并非什么新鲜的事情，这只是我们失落已久的传统之一罢了。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2009年11月09日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