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是文学青年的时代。现在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在回首当年的大学生活时，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表示自己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系，不管最终在哪个系就读，他们都会写点“抽屉文学”。这段历史，经过这一代人的怀旧，已经众所周知，后来文学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同样是我们熟悉的历史。
　　到了1990年代，文艺青年逐渐取代文学青年。这首先要感谢技术的进步，尤其是VCD、DVD、电脑和网络的出现。此前的录音机和录像机时代，文艺青年最多在先锋文学之外听些摇滚音乐，在电视和电影院里只能看到武侠片和言情片。由于录像机是奢侈品，录像带又是稀缺品，按照自己的兴趣观看电影完全是不可能的。大概在1995年前后，情况发生变化。此前只有有限的群体可以观看“内部参考片”，此后公众开始“坐在家里吃着炸酱面研究诗意蒙太奇或者景深镜头了”。
　　一夜之间，VCD生产商仿佛呼啦圈一样遍布全国，VCD价格迅速下降，接着被DVD取代，同时是网络下载的盛行。电影诞生一百年来的主要成果，在十年时间里被全面引进，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这个方面与中国相比。从法律上说，盗版缺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从文化上说，盗版又对影像传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不能同意后发国家应该充分利用盗版优势的说法，因为忽视知识产权就等于阻止文化创新；但我又认为网络精神是一种共享精神，全面封杀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如何建立一套既具有共享精神又能保障知识产权的制度，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影像的兴起与文学的没落是同步的，可是文学的没落不等于文字的没落，更不等同于思想的没落，影像更多地承担了公民教育的功能。虽然文学经典和影像经典一样，都会思考人类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但一部文学经典的印数最多不过几万册到几十万册，一部影像经典的观众却在几十万到几千万之间。从时间上来说，阅读一本文学经典通常需要三五天时间，甚至更长；看一部影像经典，一般是两三个小时。文学越来越多地成为专业领域的事情，影像更具公共性，两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以《朗读者》为例，在豆瓣网上，看过这部电影的超过五万五千人，看过同名小说的是五千多人，相差十倍。与这部电影有着相似讨论主题的阿伦特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至今尚未全文翻译，节译部分在豆瓣上的阅读者是八十多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在人文著作的地位肯定超过《朗读者》在百年电影中的地位，但是对于中国青年一代，《朗读者》更具影响。
　　我不赞同以影响力来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精英教育完全可以不考虑发行量，《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肯定要比《朗读者》更永恒；但是在公民教育层面，影响力又是无法忽略的。中国年轻一代电影导演和许多纪录片导演，尝试在影响力和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不为了影响力放弃价值观，也不因坚持价值观而不去考虑影响力，这对于文艺青年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闻名的胡戈，就是文艺青年的象征性人物，这个被描述为“恶作剧”者的顽童，对现有文化秩序具有深入的反思。
　　进入二十一世纪，网络在信息传播上的优势，论坛和博客的兴起，网络自身的作用以及网络促成的时评时代（写作者在网上看到当天的新闻，即时写出评论，报纸第二天刊发，这种流程在前网络时代没有可能），推动了青年一代开始关注公共问题，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开始转型为思想青年。
　　韩寒的“起死回生”就是转型示范，这位以“新概念作文”而闻名的文学青年，其写作长期停留在优秀作文的阶段，2006年撰写的《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处在“弑父”的青春期，仿佛走向写作的终结。可是在随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迅速“蝶变”为思想青年，在博客上对诸多问题的评论获得各个阶层的广泛认同，已经成为青年一代的意见领袖。
　　不仅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出现这种变化，文艺中年也加入思想青年的行列。艺术家艾未未和志愿者们一同进行了有关地震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1980年代自己选择做艺术，是对体制的逃避，在美国的生活改变了他的价值观。他认为，八零后是推动中国社会的力量，他们是转向网络的一代，艾未未认为自己现在是二十岁，是八零后。
　　思想青年不一定都是值得赞美的，在历史上，作为反面典型的思想青年不是少数。被控反人类罪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正在接受审判，已经死去的始作俑者波尔布特就是留学法国的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和思想青年，他“三位一体”，热爱十九世纪的法国诗歌，经常阅读卢梭的作品，还频繁出入电影院。值得期待的是，中国的这一代思想青年在影像和网络的双重影响下，已开始养成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意识。
　　而拥有公民常识，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

　　（作者王晓渔：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