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大事》票房破14亿，成暑期档黑马，多拜“苦情叙事”所赐。

何为“苦情叙事”？一言以蔽之，即在叙事上对主人公人生不幸和苦难层层叠加，使之悲苦至极，令人潸然泪落，但“苦人”大都会否极泰来，故事以温情治愈“曲终奏雅”。近年来“苦情叙事”电影如《亲爱的》（2014）、《我不是药神》（2018）、《无名之辈》（2018）、《送你一朵小红花》（2020）、《我的姐姐》（2021）、《奇迹·笨小孩》（2022）等以小博大，屡创票房奇迹，成为现象级神作。

以血浓于水的人伦亲情为底色的“苦情叙事”源远流长。就电影而言，从上世纪20年代的《孤儿救祖记》、30年代的《神女》、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及至80年代的《妈妈再爱我一次》等，屡屡引起观影热潮。而讲述“三破一苦”——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婚姻及家庭苦难题材历来是家庭伦理剧的主流，一直为观众所钟爱。而当下宫斗片、武侠片、盗墓片等非现实或超现实题材电影也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因此，聚焦底层草根生活，讲述弱势群体时乖命蹇的“苦情叙事”电影遂又为观众所青睐，呈现“中兴”之势。这也与普通民众的现实境遇有关，在生活压力的日趋增大的当下，社会各阶层普遍在寻找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而以“粗粝写实”“社会教化”为特征的“苦情叙事”电影，恰好满足了后疫情时代人们亟需温情抚慰和创伤治愈的心理。

“苦情叙事”的基本策略即“卖惨”与“煽情”，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是“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的悲情主义策略。《人生大事》的男主莫三妹人生可谓跌到了谷底——他的家庭支离破碎，父子感情不合，而父亲重病缠身，时日无多；姐姐离婚，哥哥为救人溺水而亡；自己刚刑满出监，女友劈腿好友……而女主武小文是个孤女，父母不详，相依为命的奶奶溘然长逝，无家可归。

其次是宣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励志主题。“苦情叙事”电影的主人公貌似叛逆，但内心大都向阳而生，合乎主流观众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认可接纳。《人生大事》中莫三妹看似桀骜不驯，睥睨自若，但内心善良，并非朽木不可雕。虽和父亲代沟颇深，但他恪守孝道，最终遵父遗嘱，为其完成了一场别出心裁的葬礼。第三是温暖现实主义策略，主人公终会苦尽甘来，以大团圆结局。“苦情叙事”不触及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采用先“悲情”后“暖情”的叙事套路，会在“苦水中放点糖”，“苦人”也非一苦到底，故常常能满足观众同情弱者，渴望善有善报的心理。《人生大事》中两位素昧平生“苦人”的由对立嫌弃到萌生亲情，相互救赎，最终难舍难分，不是父女，胜似父女，结局是圆满的——武小文的生身母亲国外出狱寻女，也应邀加入了殡葬业，三位命运的弃儿一起找到了情感停泊的港湾。“苦情叙事”亦有瑾瑜匿瑕之处，即在博得观众同情的同时，也常用主人公的不幸来满足观众的心理上的优越感。

批判现实的悲剧电影，其力量源自真实，特别是接地气的“街头现实主义”，因遵从现实逻辑，会构成对人性阴暗、制度不公和社会痼疾的诘责和鞭挞，如《养家之人》（2017，加拿大）、《何以为家》（2018，黎巴嫩）及中国的《活着》（1994）等。而“苦情叙事”则把社会问题转为个人性格问题，与批判现实的悲剧电影似是实非。在《人生大事》中，作为边缘人物，莫三妹的苦难几乎与社会无关，而是由个人原因造成。“苦情叙事”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让“奇迹降临”，令困局冰消雪释。按照生活逻辑，有些苦难在现实中是不可能轻易能被纾解的，但是观众却希望弱者得到救助。因此往往会用“神迹”使主人公命运发生突转。如《人生大事》中莫三妹的父亲要他以30万现金来买房，而武小文帮他找来一个老伯用30万办丧事的情节。

无论如何，烟火气的“苦情叙事”电影一次又一次成为票房黑马，成为中国商业电影的多元拓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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