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家琪(同济大学教授)

　　前不久读报，有两则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则是说三鹿问题奶粉案的两名制售者、四名销售者受审时，“毒老大”当庭忏悔说：我也是父亲；再一条是说“严防官员出国访问不归”，于是有了四条“新举措”云云。

　　先说第一条。这位“毒老大”(张玉军)说“我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此后再无下文。

　　我要问的是：“你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你不知道“三聚氰胺”(蛋白粉)有毒，所以你也让你的孩子一直在吃三鹿奶粉；是这样吗？如果你没有让你的孩子吃这种奶粉，你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又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你是一个慈祥的、对孩子充满父爱之情的好父亲？

　　这个我相信。这受审的六个人可能在家都是好父亲、好丈夫、好邻居、好下属或好上级，是人们心目中的“好人”或“成功者”，问题在于：为什么就正是这样一些“好人”，这么多年来制售三聚氰胺，让数十万儿童深受其害，有的将会使其一生都在痛苦之中？

　　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因为它让我想起了距今45年前《纽约客》杂志所发表的汉娜·阿伦特的系列报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艾希曼就是这样一个“好人”，他服从命令，尽职尽责，是好丈夫、好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陈词滥调他根本不会开口”。阿伦特问自己：为什么像纳粹这样的政权，恰恰是靠艾希曼这样的既肤浅又平庸的“好人”来支撑、来维持的呢？于是她想到了“平庸的恶”这个词。她说：“恶一向都是激进的，但从来不是极端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力，它可能毁灭整个世界，恰恰就因为它的平庸”。在她看来，艾希曼完全不像一个想象中的恶魔，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她望着站在玻璃盒子里的艾希曼，觉得他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小丑”。

　　但正是“平庸的恶”这几个字，让诸如艾希曼这样的人的这种恶，永远记在了人们心里，知道哪怕再残暴的恶，也是由一些“平庸者”来实施的，因为这些人很肤浅，不思想，“没有陈词滥调他根本不会开口”。

　　再就是贪官出逃。据初步统计，贪官外逃之事有逐年增多之势，这些人的“外逃”都有光明正大的理由，这就是“出国考察”。这些“出国考察者们”在洛杉矶、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地购置豪宅，大把花钱，甚至因他们的“梦幻般的奢华生活”而影响了当地的经济秩序。抽1500元人民币一条的“南京”牌“九五至尊”香烟，戴售价10万元人民币名表“江诗丹顿”，而被内地网民称作“最牛房产局长”的周久耕，他显然也是在炫耀自己。那位在党校研究生班考试时破口大骂的陕西省乾县科技局局长：“啥考试，弄得跟真的一样，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网上将此人列为2008“敢讲真话”第一人。

　　这些人的“恶”(如果也能称之为恶的话)与“平庸的恶”不同，就是志得意满，冠冕堂皇，让人能想象出他们在现场的那种自豪，那种不可一世。

　　由此想到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如何才能记录下这些“恶”的特征；二是何谓康德所讲过的“根本恶”。

　　显然，仅仅说“潜规则”已经远远不够了，它不但浮出了水面，而且是如此的招摇过市。

　　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说过，当我们不是因为这些行为是恶，而是通过这些行为推论出行为者是以心中的“恶”为其行为准则时，或者说当我们发现，这些人是把“恶”作为行为动机纳入自己的准则，因而在“准则”面前毫无愧怍，心安理得时，我们就把这种恶称之为“根本恶”。

　　“根本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自爱原则当作遵循道德律令的条件；它不是一种自然性的或平庸的恶，而是出自“恶意”的恶，但这种“恶意”由于也在遵循准则，所以也就不以其为恶。

　　问题是：这种准则何时成了一种社会的普遍准则，以至于人们可以公然质问：“凭什么弄得跟真的一样？”

　　当我们有了“文化”这一概念后，传统与生活方式就有了某种具体的形态；当我们有了“文明”这一概念后，社会的进步、发展，连同某种乐观的历史观以及制度的演进就有了一个界定的标准。现在，我们不得不重新讨论恶的问题；至少，应该使“恶”不再是一个政治标准，而是一个就如“平庸恶”或“根本恶”意义上的恶。有太多的概念依旧停留在抽象的层次上。除了在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认识中，经验如何凝聚为词语，词语如何结晶为概念，我们在对这些概念的解释中注入了怎样的理念，从而再反过来影响或支配我们的价值选择这一面，也许更重要的就是要设法找到一种途径使传统就有的善恶观念具体化。

　　于是又涉及概念的定义、判断、推论，涉及概念如何从普遍到特殊再到具体，涉及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等方面的问题。黑格尔已经做出了示范，现在是我们如何才能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时代的时候了。

　　“这里是罗托斯，就在这里跳吧”。

      2009年02月14日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