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间有与无”之二十五

　　经验是什么？经验不是指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你周围、被你感知的那些事，它取决于、表现为你如何处理这些事。

　　我们说一个人有经验，就指的是他或她会处理这些事。

　　但这是就一般意义上的经验而言的。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独特的、一次性的、无可比拟的经验。于是，我们又发现，几乎所有的经验都是独特的、一次性的，而且你的处理方式也是独特的、一次性的和无可比拟的。

　　这里首先需要的就是要使自以为很熟悉、很习惯了的经验陌生化，于是才有惊讶，才有不理解，不知如何下手，才有进一步的深思。

　　我几乎认为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度的人的最可怕之处，就是把一切都习以为常了。这里特别指的是那些大话，那些豪言壮语，那种惯常了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

　　2002年，许多自以为平常不过的经验，又一次让我感到惊讶：

　　新一期的《粤海风》上说“南京是中国最伤感的城市”，就这一句话，竟让我久久无法自制，甚至热泪盈眶，历史的画面飞速从脑际掠过，而且都与“伤感”联系在一起。

　　2月11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出了苏联的解密档案，里面说1940年屠杀1.5万名波兰人士的“卡廷惨案”是贝利亚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实施的，在命令上签名的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加里宁、卡岗诺维奇等，全部材料被编在政治局编号为1的档案中。这条消息让我惊讶得喘不过气来，尽管我早就知道了这一惨案的事实真相。

　　还有，3月16日晚，在凤凰中文台的“鲁豫有约”中，鲁豫采访了当年那篇几乎让所有人“误入窄路”的《生活的路为什么会越走越窄》的作者“潘晓”；现代的人可能已经不太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但对正在读研究生的我和那一代大学生而言，这篇文章所激发的全国大讨论几乎就发生在眼前。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潘晓”是两个人(潘祎和黄晓菊)，更没有想到此文的发表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报》的有意安排。

　　这一年的“世界杯”由于有中国队的参加，所以格外引人关注；最后的“四强”是巴西、土耳其、德国、韩国。中国队在三场比赛中连一次进球的机会都没有得到，而韩国队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后的恣意挥洒，更是让人对亚洲足球的未来失去了信心。

　　让我自以为不会吃惊，其实还是惊讶不已的一件事，是8月25日的《报刊文摘》上有一篇《想起了施罗德》的小文章，里面说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与妻子合住一两居室的小屋，继女要是来了，就在床边另支一张床，三人睡一个房间，而且只要他是因私外出，就一定会乘火车，而且是二等车厢，每周只雇一次清洁工，买菜、下厨、熨熨衣服之类的事都由他妻子承担。在读这篇小文章时，我一直在与脑子里的“虚伪”与“活该”进行着斗争，最后用“这只是个案和特例”说服了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也已经如施特劳斯所说的那样沦落到了这种地步：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静，在大事上却疯子似的赌博；最后零售的是理智，批发的则是疯狂。

　　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什么是理智？什么又是疯狂？

　　这一年，我们几个人或我和我的家人去了贵阳、青岩、遵义、镇远、武汉、同里、周庄、杭州、上海等地，一路走去，见到了各式各样的大标语，比如在武汉付家坡长途汽车站，就写满了“以爱心对旅客，以真心对集体，以责任心对工作”；“用质量建立信用，靠服务造就品牌”等标语，但服务质量到底怎么样呢？我不说，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问题只在于早就见怪不怪了。在另一个地方，赫然触目的是“不爱岗就下岗，不敬业就失业”的标语。

　　在武汉，见到了老朋友、苏州大学的蒋国宝，正是他，提出要把我调到苏州大学，使我一直就潜伏在心底的蠢蠢欲动之心，再一次有了实现的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来到了上海。

　　那一年我55岁，是可能调动的最后界限了。就如一个长途跋涉者，当他身边停下一辆车，司机告诉他这是最后一班车时，他通常的反应就应该是先上去再说，至于能拉到哪里，可以暂且不管。

　　这一年6月，因为我为萨拉玛格的小说《失明症漫记》写了一篇“中文版序言”，而被葡萄牙文化交流中心邀请到澳门，住在前总督的别墅里。夜深人静，看着头顶上飘扬的葡萄牙国旗，才真正体会到不知谁说的“I love my homeland, but only from afar”的意味；1996年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我也有过这种感受。

　　留在海南的，就是我无尽的情怀和那套“海南大学人文丛书”，我的书名就叫《经验之为经验》，萌萌的是《情绪与语式》，余虹的是《艺术与精神》；而他们两位，已经在世界的彼岸，同情地俯视着我们在人世间的碌碌无为了。

　　（作者陈家琪　同济大学教授)  

　　2008年11月15日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