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问，上海现在最“红”的打卡地是哪里？相信十有八九的上海“懂经”的人都会说是武康大楼。这可能让外地的朋友略感困惑，因为他们很可能已经准备到作为“上海图腾”的东方明珠或者所谓的上海的“厨房三件套”前去留影，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座似乎名不见经传的武康大楼呢？难道一夜之间，作为“上海图腾”的东方明珠不“灵”了吗？

这个疑问当然不无道理，就是上海本地的不少朋友也觉得困惑。不过，相较于早已名闻天下的东方明珠，武康大楼也并非“楼出无名”。这座大楼位于淮海中路和武康路的路口，是幢呈U字型的红砖八楼建筑，由著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建于1924年，曾名诺曼底公寓，据说是上海最早的外廊式公寓建筑。

可是，武康大楼虽然早已具备“网红体质”，此前却一直“默默无闻”。为什么这几年突然“红”了起来，甚至成为了新的“上海图腾”，可它究竟为什么这样“红”？从其走“红”的背后，又能看出什么“经”呢？而在这“红”的背后所隐藏的那些看不见的“黑”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上海图腾”的变迁：从东方明珠到武康大楼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回到1994年之前，来上海的朋友可能都会到外滩一游，只有站在海关大楼前听着大楼高耸的塔楼的圆形大钟发出悠扬的报时钟声，才能感觉到自己真正到了上海。可当时间迈过94年之后，随着东方明珠在浦东陆家嘴强力崛起，来上海的朋友的照相机里从此出现的上海标志或者图腾终于变成了像火箭一样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了。而后来即使有了著名的“厨房三件套”，即“开瓶器”上海环球中心、“注射器”金茂大厦以及“打蛋器”上海中心大厦可供“打卡”，可东方明珠却始终是“上海图腾”的首选。但是，这些年来，时移势易，在很多人眼里，武康大楼不知不觉变成了新的“上海图腾”了。

这或许真的可称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说外滩海关大楼可以看作浦东开发前三十年的“老上海”的图腾，东方明珠可以看作浦东开发建设的“新上海”的三十年的图腾，那么，现在的武康大楼似乎很可能成为未来更长时间内的上海的图腾了。而从“上海图腾”这些年的变迁里，好像也呈现出了一种“内卷”的趋势，从浦西外滩的海关大楼到浦东陆家嘴的东方明珠再回到浦西的武康大楼，就像是“飞去来器”划出的神秘的轨迹，由浦西的“内”向浦东的“外”划出了一个圆弧形，再重新回到了浦西。而飞去来器有个特点，那就是“飞”得越远，就回得越“深”，这次“回返”之旅似乎回到了上海的更深的“历史”之中。开个玩笑，如果把外滩的海关大楼和陆家嘴的东方明珠比作新旧上海的两张脸的话，那U型的武康大楼真可以看成是“上海三角裤”了。或者由此也可以看出，“上海图腾”的回返之“深入”，之“根本”。

黑格尔认为建筑是象征艺术，是“无机的雕刻”，它只能借助于象征的“躯体”去“暗示和表现一种观念”。也许，从这个“上海图腾”的变化中可以找到上海的某种更为根本的城市性格，也即支撑上海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首度崛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那种开放自由与中西交融的城市精神。因为武康大楼本身就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具身化”，布达佩斯的设计师，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外表，但却是在上海这座有着挥之不去的中国江南文化性格的城市里生根发芽，像艘不沉的船一样在时间的巨浪中航行至今。当然， 这或许也意味着上海这个城市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的消退，而另一个内敛的细致的更为“个人化”或者“小叙事”的上海开始出现。

“建筑拜物教”的兴起：“皮壳崇拜”与“地标打卡癖”

当然，“上海图腾”从东方明珠变为武康大楼，还不仅仅是所谓“时代精神”的变化，还有随之而来的“建筑拜物教”的兴起。这种“空洞”的“建筑拜物教”常常将自身对于某种文化的自恋和历史的创伤移情于某一建筑物，对其顶礼膜拜，将其神圣化。这种“建筑拜物教”其实也与古老的图腾崇拜有关，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表现得尤其明显。概而言之，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拜物教”在乡村表现为所谓的“皮壳”（picture）崇拜，在城市表现为“地标打卡癖”。

前者就是蔓延各地的“古镇崇拜”。正是这种对犹如古董的“皮壳”的崇拜，在全国各地的古镇中，每逢节假日都会有泛滥成灾的游客在古镇的人造的“皮壳”中穿行，当他们在犹如肠道一样扭曲的街巷里被反复的消耗最后再被无情的排泄出来后，他们似乎经历了一次精神的“马杀鸡”，感到疲惫而舒适。在这个似乎是古老的中国历史缩影的“皮壳”里，一切都通过手机变成了影像，如明清建筑或者做旧的中式建筑，红灯笼、旅游纪念品、红烧蹄膀、陈年老酒等，在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古怪的怀旧气氛中，人们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回不去的过去，获得了一种文化的认同和心灵的放松。后者则如武康大楼一样成为崇拜的“地标”，无数的人，不仅包括“网红”，也包括“网黑”，为了证明自己与上海这座城市所发生的各种关系，都试图通过拍照“打卡”，和这座平淡的大楼自拍或将其作为拍摄对象，以追求廉价的和不无炫耀色彩的身份认同。

但对古镇的“皮壳崇拜”也好，对城市的“地标打卡癖”也好，其实都是一种空洞的“建筑拜物教”的表现。这其中所显现出来的是对自身生命的有意的“遗忘”，也有对现实生活的“逃避”，通过这种“建筑拜物教”的移情，让自身得以“物化”从而“乐以忘忧”。

“文化产业”的“影像化”：新的“看”的世界的来临

当然，武康大楼能成为“网红大楼”，还与世界的影像化有关。随着手机摄影功能的普及与不断提升，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支撑，这个世界正变成一个影像化的世界。或者说，一切都必须以影像的形式出现在手机里才能获得“存在”，也才能获得商业或资本所钟爱的“流量”，最后也才能有机会难能可贵地“变现”为令人“眼红”的金钱。

近年来，有关部门不仅整修了武康大楼的外墙，还特地将街口架空的电车线和各种电线埋入地下。而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武康大楼更“上相”，更加符合手机的摄影装置的需要。但是这样的被刻意“清零”的武康大楼却失去了“实感”，与周围的街面失去了有机的联系，失去了本雅明所说的“光晕”，而变得像是好莱坞电影里的虚假的布景，或者是用电脑做成的“虚拟”的楼阁。因为它努力“自我美颜”所迎合的是手机的摄影装置，已经不再符合人的眼睛的视觉原理。也许，这就是“文化产业”的“影像化”时代的来临的必然，而同时这也预示着一个新的“看”的世界来临，这是一种手机的“看”或者一种机器的“看”，从此，一切“文化产业”都必须可以让手机或者机器“看得上”才能真正成为“产业”了。当然，也因此世界将不得不变成“皮壳”了。

二十多年前，我当时还在交大任教，每周我都要骑着自行车或者乘公交车从五角场到华山路上班，每当我骑着自行车或者乘公交车从这幢沿街的大楼前路过时，我或者盯着路口的红灯喘息，或者抬头看着街道上空各种黑色的交叉的电车线和电线发呆，几乎从来没有看过街边这幢大楼一眼。如今，我已经习惯了在同济与五角场“同舟共济”，很少再去交大，也很少去华山路了，但我现在忍不住想，当我再从这幢整修一新的大楼前经过时，我是会停下来用我的眼睛看一眼还是拿起手机来看一“眼”呢？

（作者张生系人文学院教授）

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003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