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一切都充满了戏剧性，接连两部大戏里面有个性鲜明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有峰回路转、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也有刀光剑影、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而自己的哲学信念也渐趋明朗，终于形成了个人的立场、态度与方式。这两部大戏就指的是海湾战争与苏联的剧变。
两部“大戏”
      1月15日是给萨达姆规定的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我们都静静等待着最后的消息，估计萨达姆这位铁腕人物不会屈从任何压力。
　   一场战争的胜利变得如此快捷，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在“人的因素”这一总题目下的民心、民意、素质；在“物的因素”下的现代战争的特点、武器装备的压倒性优势；在“战争的正义性”下的主权、侵略、以强凌弱；在“战争的目的”下的石油、利益、借口；在“民族关系”下的库尔德人、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处境，以及什么是阿拉伯兄弟国家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民族”与“主权国家”的关系，为什么说犹太人问题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问题，等等。
      这场战争使得三毛之死变得不那么显眼，当它不到两个星期就结束了时，人们才如梦方醒似的意识到战争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事；这让我不断想起谁所说过的话：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早就超负荷了；不要只想到个人的恩怨，也不要只追求自己的正义，任何大的社会变动，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倾家荡产，饿死病死……
　   对发生在苏联的事也应作如是观。
      8月20日，晴天霹雳，一个以亚纳耶夫为首的8人“紧急状态委员会”拘禁了戈尔巴乔夫，宣布接管政权，于是坦克开进莫斯科大街，人们则立即上街游行。但这次事变的结果比“海湾战争”结束得更快，当人们还没从惊恐中缓过神来时，政变集团已经垮台，戈尔巴乔夫重新执政。
　   那是一个让许多人无所适从的时期。
      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
     《渴望》还在热播。这让我想起日本的《阿信》、《啊，野麦岭》和《望乡》，觉得在这些电视或电影中，你能看到日本“阿信”们的高尚：这是一种为了民族、为了人民今天的好日子甘心奉献自己的一切的高尚，让所有的日本人一看到自己现在的日子，就会想起前人，想起“阿信”、“阿崎婆”这样一些人在当年的辛酸与辛劳。
　　但《渴望》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刘慧芳式的道德就是相夫教子中的委屈与忍让；它的新颖之处在于没有了那么多大道理，但这一切在告诉人们应安于现状的同时，也进一步使得社会平庸化了。
 有这一切，使我想到应该努力揭示那种人类社会中普遍的、深层次的共同问题，比如社会结构、分配原则、交换规则、利益博弈、道德与法律、权力与权利、个人与共同体、人性中的本能与教育、文化的传承等等方面的问题。
      5月22日清晨，在广播中听到了拉吉夫•甘地遇刺身亡的消息。我专门提及此事，是为了纪念前不久也同样遇刺身亡的英迪拉•甘地。在我那天的日记中，我就对圣雄甘地与尼赫鲁一家表示了我最大的敬意。
      我是地道中国人
在这一年3月，我们应鸿生之邀来上海进行学术上的“部落互访”，与肖功秦、许纪霖、朱学勤、严博飞、刘擎、陈克艰、罗义骏等人有了愉快而深入的讨论与辩论；还去了邵敏和余虹的新家———他们是在武汉确定这种婚姻关系的，我给邵敏题写的是“世事无常情有常”，给余虹题的是“一抹情怀万般默契”；那天在他们新家看的是电影《莫扎特》；还去国伟家看了巧巧姐弟的画作。
      11月，再应枢元之邀到平顶山开会，除过河南的老朋友，还新结识了叶廷芳、秦晖、北村、南帆等新朋友。
      这两次会议的主题都是语言问题；而我的发言，也从“上帝何以成为问题”改换成“语言何以成为问题”。“上帝”与信念的缺失与无助有关；“语言”则涉及到手段（工具）与目的、语义与语形、语用的关系，表意中的逻辑与隐喻、概念中的直观与诠释等方面的关系。当“上帝说了什么”变成上帝的“说”说了什么时，理解与释义当然也就成为了最紧迫的问题。这也是志扬与我正在写的《形而上学的巴别塔》的一个主题。“艺术不是创造的而是发现的，真理不是发现的而是创造的”，这大约是一个哲学与艺术都必须加以仔细讨论的问题。
      那些日子正在看一本《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的书，里面谈到恭亲王时，引用了他的许多诗词，里面就有“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两句，相关的，还有“水流心不竞，情尽口长嵌”，“千古是非输蝶梦，到头难与运相争”，“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等句，都深得吾心———你看，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2008-07-26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