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是哪儿的？”

听到记者回复“是内蒙古人”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常青眼前一亮。“晋语方言区除了山西大部分外，还包括内蒙古中部以及陕西、河北、河南部分地区，是汉族在北方的唯一方言区。晋语方言区的传统聚落及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晋系建筑的匠作特征……”

对于乡村风土建筑，常青如数家珍，他对此研究了十多年。也正是因为熟悉，常青经常呼吁：“乡村传统聚落整体上正在消亡，得加快抢救性研究！”

2018年，常青带领团队承担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我国乡建中风土建筑谱系保护、传承与再生问题及对策”。针对乡村风土聚落及建筑遗产（以下简称乡遗），他们分三次率队赴晋、陕、川、渝、滇、闽乡村风土聚落实地考察。

先天优势与现时困境并存

一般而言，我国传统建筑分为官式古典建筑和民间风土建筑。前者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重点文物类型，极其重要且数量少，基本都归入了文物保护范畴；而后者则量大面广，以乡村地区居多。作为国家和地方历史身份的载体、乡愁和文化记忆的源泉，常青所说的“得加快抢救性研究”，主要针对乡遗。

乡遗在国际上被归为城乡风土建成遗产，也就是以传统建造方式构成的民间聚落及建筑中的精华，对其保护已成为全球共识。

目前，我国已确定身份的国家级乡遗，包括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0多处、312个名镇、487个名村以及6819个传统村落。“这个国家乡遗的家底清单，应该还会有进一步的梳理和调整。”

虽然乡遗有历史文化资源上的先天优势，但也面临着我国乡村社会转型中的普遍困境：农业生产率低下、乡村“空心化”严重、产业升级支撑不足、创业人才培养稀缺、传统匠作技艺失传、保护资金短缺……

通过实地调研，常青发现各地乡遗依赖租赁及民宿开发，解决其生存和发展困境的手段存在着不同程度同质化，少量具有优势观光资源的乡遗尚未起到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而修缮失范、翻建趋滥、技艺失传、安全隐患等问题更令人揪心。

因此，乡遗及其历史环境的适应性保护与再生迫在眉睫。常青介绍，所谓保护，包括保存、修缮、翻建和必要的改建；所谓再生，既指修旧利废，也指活化复兴，与大拆大建的改造或更新有明显区别。

基于乡遗谱系认知的保护与再生

研究国内传统聚落时，常青团队没有采用以行政区划为背景的惯常做法，而是以民族、民系的语族区或方言区为背景，对我国风土建成遗产谱系进行分类识别，并构建了我国城乡风土建筑谱系分布的认知地图。

结合调研，常青团队将目前我国乡遗保护与再生类型分为乡村博物馆综合体、乡村文旅综合体和乡村风土体验区三种。这一区分也与乡遗及其历史环境保护与再生的宗旨相呼应，后者包括标本性保存乡遗本体的精华、适应性活化乡遗空间的大部和创造性重塑乡村景观的风貌。

为此，常青建议将乡遗本体划分为少量重点保存与修复和大量保护与再生两大类。他表示，重点保存类就“重”在将其认作某种经典标本，探索保存与修复的范型；而大量保护与再生类则“大”在能留住完整的聚落空间肌理，同时提升其乡遗单体及环境的品质。

然而，“名分之嫌”问题引起了常青的特别关注。

他发现，乡遗传统聚落的很大一部分拥有两重以上名分，管理条块分割或一事多管造成乡遗认知标准、管控机制和处置方式的交错与低效，也因此产生了各地传统村落入选的良莠不齐现象。

“需要进一步理顺乡遗保护和再生各相关管理机构的协同工作机制，从国家重点乡遗保存层面界明身份，就高归口，以实现乡遗管理制度有序、集约、高效的优化目标。”常青说。

“一定要保护好乡遗传统聚落的空间肌理”

常青表示，不可能把所有乡村聚落都固化下来保护，其中大部分还是要在演进中更新，但更新不是全部推倒重来，更不是把乡村景观都变成城镇景观。

正如常青所说，古旧建筑不像金石玉器等古董，有真品与赝品之分，它一直处于使用、损坏、修复的过程之中，坏了修、修了坏，其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不同于原初的改变。“它是不同时期变化的叠加物，但历史印痕是真实的，这才是多数古旧建筑遗产的身世真相。”

然而，我国在保护修复和活化再生乡村传统聚落时有不少重建现象，包括刻意“做旧”、人工包浆，甚至编造历史、拆真造假、臆造乡遗。

常青希望参考日本和英国的经验，出台国家“乡村景观法”，将文物、名镇、名村等既有法律保护之外的乡遗，作为乡村大地景观的组成部分加以分类整理和提升再造，使之与城市互动共生。

“一定要保护好乡遗传统聚落的空间肌理，这才是‘原’的根本。”常青表示，原生态的传统聚落选址充分利用了地形地貌等山水格局，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空间肌理，如道路系统、房屋朝向、景观特色等。要防止以改造更新名义使其发生结构性、实质性改变和破坏。

“要本着保护即管控变化而非阻止进化的原则，引进社会资金，盘活观光资源，改良和提升空间和地景质量，显著提高生活舒适度。”常青说。他同时建议，借鉴西方遗产保护的国家信托制度及其运作经验，创立适合国情的社会化乡遗信托制度，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提升乡村民生底线，将乡遗保护与活化纳入可持续的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

除此之外，常青团队还提出从建造技术存续、修复技术提升和防灾避险保障三个方面，实现乡遗保护与再生技术的系列化。

■本报记者 秦志伟

《中国科学报》 (2021-06-01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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