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前，上海欢天喜地庆祝浦东新区作为中国最早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时，或许没有想到后来又陆续出现其它的改革试验区。经过近20载的发展，面对各地新区的竞争，浦东新区是优势已丧，还是继续奋力前行？本报专访了常年研究浦东区域经济发展的专家——同济大学法政学院经济研究所汪洪涛教授。

　　《中国经营报》：自从有了天津的滨海新区，外界的注意力就逐渐被吸引过去，包括各方政策的倾斜等，有评论说浦东的领跑优势似乎正在逐渐衰减。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汪洪涛：我不这么认为，中国地域辽阔，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非常突出，上海虽然把“服务全国”作为自己的责任，但仅仅依靠上海一个城市是无法改变目前经济发展中“南高北低”“东快西慢”的格局与态势的，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它具有联系中国东西南北各方的枢纽功能，是理想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启动点，特别对“三北”地区而言，是最能发挥辐射作用的地区。

　　就领跑者的数量而言，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城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都被赋予了在不同领域的改革探索使命，上海的浦东新区需要进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率先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动全国改革起示范作用”；对天津滨海新区而言，金融领域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

　　不能因为其他地区的发展开始引人注目，就推导出浦东的作用下降的结论。正是因为其他地区的改革和发展又好又快地开展起来了，浦东的作用也随之越来越显著了，这是因为辐射和接受辐射需要有相应的对接条件，其他地区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能够更好地弥补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更好地接受浦东的服务。

　　《中国经营报》：3月17日，《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这个涉及金融、土地、涉外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方案被相关政府高层称为“最具含金量的政策”。滨海新区的改革试验方案中，最引人瞩目的是OTC（全国性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市场首度获批。这一方案也受到了浦东的关注。这对浦东今后发展有什么影响？

　　汪洪涛：OTC市场落户天津，有助于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城市地位的形成和巩固，也有助于南北金融布局的平衡。但OTC毕竟不同于正式的上市公司，它的融资能力和融资规模相比于上市公司也比较小。浦东新区相比于其他特区而言，它的功能定位是国际性，其他地区则是国内的区域中心，滨海新区的定位是北方的对外开放的门户。

　　在起步和起点的比较上，浦东具有“早”和“高”的优势。浦东可以充分利用上海中心城区在资本集聚、人才集聚、信息集聚、物流集聚、技术集聚、产业集聚等一系列要素集聚的优势，产业能级较高。同时，独特的人文和地理特点，使得浦东具有很强的“资本形成能力”，这对现代商业社会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形成能力”是“现代化能力”的基础；比较成熟的“软”设施使得上海的“软实力”相对其他地区而言更胜一筹。

　　与浦东相比，滨海新区的成本优势比较明显，由于临近北京，在与北京的对接过程中，能够以较低成本、较容易地吸纳北京的人才和资本输送，由于起步较晚，土地供给充足，地价相对低廉，人力资源成本相对较低，对于制造业有着比较大的吸引力，能够有效发挥“后发优势”。就未来而言，如何处理与北京的关系，两个经济中心能否协调发展，对后起的滨海新区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因为分别处于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同时在发展的基础和侧重点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滨海新区的发展并不能形成对浦东的直接竞争，所谓的竞争，最直接的可能是政府政绩的竞争。对浦东新区政府来说，如何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前瞻性地规划和布局浦东的发展体制，突破浦东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瓶颈，继续保持在全国的竞争力领先地位，应该是现在浦东新区政府的紧迫任务。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目前浦东新区在内部发展上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浦东新区究竟该如何对自己进行清晰的定位？

　　汪洪涛：当前浦东新区发展的瓶颈还是在政府的理念、功能等制度性的层面。具体表现在：一、体制障碍所形成的一系列“分割”，将造成经济社会持续良性发展所需要的协调力丧失；二、功能障碍将严重影响区域整合功能的形成；三、观念障碍将严重阻碍区域“软实力”的提升。

　　浦东新区想要突破上述障碍，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并顺利实现其功能定位，就必须转变政府行政的理念，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通过制度创新来充分发挥市场调教的作用，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扩大辐射和溢出效应。

　　《中国经营报》：你说到功能障碍，也有评论说在这样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该设立多达六个的功能区，有重复定位多余之嫌。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汪洪涛：所谓的6个功能区域指的是浦东新区政府设置的6个介于新区政府和所辖乡镇政府间的派驻机构。6个功能区域管委会对应浦东新区下辖的陆家嘴、张江、金桥、外高桥4个国家级重点开发区，以及三林世博园区、川沙浦东机场所在区域。当时设置这6个功能区域的目的是要在体制创新方面进行尝试，试图以此来协调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域的关系，同时，是为了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试图通过开发区和乡镇联动，逐渐探索出一条改革的途径。从实践看，功能区域的模式虽然增加了行政协调成本，但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功能区域的设定，对于规范下辖乡镇的行政行为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要完成政府“瘦身”的任务，完全可以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取消功能区域原有的下辖乡镇的建制，以功能区域管委会的管辖区域为基础组建新的基层政府就能解决机构重叠的矛盾。这样做，能够更好地体现“效能”的原则。

　　《中国经营报》：上海市政府开始把城市规划、财税工作、土地管理、环保市容、项目审批、社会事业发展等六个方面的17项权利下放到浦东，赋予浦东更大的改革发展自主权。这些政策权力下放对浦东新区来说意味着什么？综合改革是中央与地方配合倾斜的过程，浦东的综合改革还需要什么？

　　汪洪涛：把这些领域的权力下放到浦东新区，一方面，使浦东新区能够获得更大的自主权，有利于深层次改革的顺利推进；另一方面，还意味着浦东新区肩负起了更大的改革试点任务，它所取得的改革成果，将会更加具有推广和示范意义。

　　浦东的综合配套改革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其次是金融创新，就行政管理体制而言，如何寻找好的切入点，是关键。其中，理顺政府行政程序，使之科学化，并真正做到程序明晰、过程公开、细节透明，对于改善浦东的投资环境，减少交易成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基本完成金融单位的集聚之后，金融创新的重点应该放在功能创新方面，真正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和作用力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是同济大学法政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