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五千年灿烂的文化，不是一座“城”就能表现出来的。即使通过物化的手段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中华文化展示出来，也不能代表中华文化的全部。况且，这样的“物化”手段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历史上所发生的每件事都有它特定的场所、特定的时间，原来的历史环境是不可能复制的

　　●文化不能靠标志，标志也不是文化，文化融合于全民的知识素养之中，是普通大众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对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提升中华文化需要一系列的、长期的行动，比如文化遗产保护，青少年的教育、人们日常生活中道德情操的培育等等

　　●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走过太多的误区。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价值是它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后代人要通过实物遗存去了解产生它们的时代背景，现在许多地方总是将新建的仿古建筑冠以恢复、重现历史景观的各种名目，这既是对新建筑真实性的抹杀，更是对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亵渎

 

　　山东济宁市要建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不少的专家学者积极支持，但是在“两会”期间，也有百余名政协委员联名反对。

　　据媒体介绍，“中华文化标志城”源起于上世纪90年代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文化纽带”思想，“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是一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实施的大型系列性文化公益活动，其宗旨是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祖国统一、世界和平大业。这样的文化事业当然人人都会拥护，但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不妥之处在于它把公益性的文化事业放在一个具体的工程项目中，使倡议者们的热情被导入一个发展文化的误区。

　　中华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包括科学、教育、文学、艺术、音乐舞蹈、民俗、宗教等方方面面，不是一座“城”就能表现出来的。孔孟文化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即使通过物化的手段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中华文化展示出来，也不能代表中华文化的全部。况且，这样的“物化”手段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历史上所发生的每件事都有它特定的场所、特定的时间，原来的历史环境是不可能复制的，真实的文物才会使人们产生对历史、对生活、对思想的追忆，再造的文化景观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在历史的长河中，复制品是无法推进民族文化进步的。

　　中华传统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应该继承与发扬，但是采取怎样的方式值得我们思考。文化不能靠标志，标志也不是文化，文化融合于全民的知识素养之中，是普通大众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对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提升中华文化需要一系列的、长期的行动，比如文化遗产保护，青少年的教育、人们日常生活中道德情操的培育等等。建设一座“文化标志城”，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把这些钱用来在全国各地多修些博物馆，多保护些历史文化遗产，让我们的小学生、中学生和广大人民免费或低价参观，不是更好吗？“教育是立国之本”，提高国民素质才是最重要的。“文化纽带”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渠道，但是如何让文化真正促动人们的心灵，需要十分慎重。

　　曲阜和邹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九龙山有汉代的古墓，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应该得到持续有效的保护。自1964年《威尼斯宪章》颁布以来，国际上一直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尽可能地保护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全部历史信息，也就是保护它作为历史的实物见证的价值。可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却走过太多的误区，就拿最近几年来说，浙江横店集团要筹资200亿元耗时五年再造圆明园，河南某地要修建21公里长的“华夏第一祖龙”，乐山建巴米扬大佛等等。在我们国家还存在那么多濒危文化遗产的时候，花巨资来再造“文化景观”，反映出许多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模糊认识。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价值是它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后代人要通过实物遗存去了解产生它们的时代背景，现在许多地方总是将新建的仿古建筑冠以恢复、重现历史景观的各种名目，这既是对新建筑真实性的抹杀，更是对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亵渎。新的仿古建筑试图展示古老文化的灵魂，但是它做不到，因为历史建筑历经岁月的洗礼，是无法通过复制品展示它的精神。

　　“中华文化标志城”工程还没开建，九龙山下的武家村已经受到影响，现在农民不耕地了，他们期待的是“旅游”，因为旅游开发能带来经济利益。社会上已经有太多的文化遗产被当作旅游开发的资源了，我们这一代人把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尽了，留给下一代什么呢？《威尼斯宪章》中明确指出，“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活的见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价值的统一性，并把古代遗迹看作共同的遗产，认识到为后代保护这些古迹的共同责任。将它们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职责”。近年来，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我国众多的文化遗产成为赚钱的资源，在所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项目中，有多少是真正从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出发呢？“中华文化标志城”仅仅征集建设方案就耗资890万，“经济”吸引了很多人，他们忘记了传统文化是在漫长历史岁月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我们是无法让文化穿越时空汇聚到某个特定地点的。与大规模的人造“文化”相比,真正的文化遗产却面临岌岌可危的命运。有多少古镇、古村落、古民居处于濒危状态，急需抢救。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出台一系列的法律，通过立法来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

　　（作者分别为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