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心潮澎湃地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看完全国“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充分领教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选手们的风采，为他们精湛的英语表达能力和快捷的思维反应能力激动不已。随后，就又开始在体育频道欣赏“2008奥运火炬手”的又一轮竞争，似乎是以一个省或一个地区为单位层层遴选，于是，又有了无数让人感动不已的人和事浮出水面。
而在此之前不久，眼前似乎还晃动着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演员的遴选与竞争；自然，各个地方电视台连轴举办的各种类似于“超女”、“好男”、“极限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是好戏连台，让人目不暇接。
关上电视，走出家门，想休息一下心和脑，就又有各种机构找上门来：小区组织旅游，享受社保基金的人免费体检，各种形式的合唱团或书法、绘画、武术、国学，正在广开门路进行各种形式的训练与培养，同时伴有名目繁多的“保健品”的推荐、介绍，如此等等。你会发现你一直就生活在“众人”的目光与包围之中，而且任何一个活动都可能使你认识并交结许多“有用”的新朋友，包括那些炒股的“股友”，开会的“会友”，病房中结识的“病友”，以及需要在化妆美容、减肥锻炼、自驾旅游、烹饪家务上有所咨询的“诸友”，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人世间总有什么新鲜的人和事在等着你相识，于是也就似乎再没了个人的孤独与烦恼。
自从“创意”成为了一门可以卖钱(而且可以卖大钱)的本领，各种各样的“创意者们”也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应该承认，上述这些活动的“创意者”的本事要比设计产品、外观装潢、革新技术更大，也更值钱，因为经他们的“创意”而直接安排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安慰的是我们的心灵，训练并改变的则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态度。
由此想到“挂钩类型的共同体”(peg—style community)这一术语：一群人通过找到一个挂钩而聚合在一起。
那些安排生活的“创意者”就是一些能为我们寻找到新的、更加引人入胜、或更为牢固(自然也就能长期获利，而且这“利”绝不仅限于金钱)的“挂钩”的人。
这一“术语”是齐格蒙·鲍曼在《寻找政治》一书中说的。它的基本意思是说，当日益浓厚的政治冷漠感笼罩着我们对共同体(任何意义上的个体自由或幸福只能是公共活动的结果)的寻求时，市场就会与政府联手想出各种办法，来驱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确定性、不可靠性和不安全性；“挂钩”一旦出现，众多个体就会把自己悬挂在上面，于是，也就使有关人士聚拢在一起，让他们把自己所考虑的动机，看作是与公共幸福有关、而不仅仅是想排除个人忧虑的事业，生活于是有了意义，被压抑的恐惧与愤怒，也就暂时找到了一个“出口”。
而类似的“挂钩”是无穷无尽的，全靠有创意的人来设想；一旦有了设想，我们这个社会从来就不缺少组织者，更何况它早就与出名(而这又意味着金钱)联系在了一起。
不确定性、不可靠性和不安全性越漂浮不定，人们也就越需要同样漂浮不定的“挂钩”，哪怕暂时能把自己与他人悬挂在一起。
根据一种假设，如果说人类在其最初年代是通过确定“敌人”，从而也就通过成为战争与凶杀的“同谋”而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到底是靠什么力量走到一起来的？弗洛伊德早就指出，“文明”不过是一种交易：为了获得一种必要的价值，而牺牲另一种同样值得珍惜的价值，比如为了免于恐惧而宁肯受到压迫与支配。那么现在，为了生活在证券交易、电视频道、人际关系和互联网的层层叠叠的“整合”(这已成为我们最为基本的认知框架)之中，我们“交换”出去了什么？
“卡斯特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阶级的阶级社会里，一个‘全球性电子娱乐的场所’里，在那里，资本与权力藏匿在纯粹流通的多维空间之中，而不再以‘资本家’或‘统治阶级’的形象出现”(语出《寻找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精英们可以有效地把自己的焦虑(通过“挂钩”这种形式)转移为大众所感受到的威胁的话，大众又当如何转移自己的焦虑与不安？
鲍曼说，也许，把坚持要维护的“隐私权”转变为个人所具有的“公开权”就是一条出路。于是，我们也就在各种形式的报刊和电视中看到了对“隐私权”的突破，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其实大家早就这样了”，如此等等。
于是，众人又一哄而起：大家又在一种“认同感”中找到了新的“挂钩”。
我们是否还有或还能寻找到古代希腊人所理解的“agora”，即一种类似于广场那样的公共生活的场所，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