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主任，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城市发展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城市与区域发展、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等。著有《管理城市发展》、《建设绿色都市》等，主编有《中国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分析的新模式》等。

　　新闻背景　本世纪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日前，经济学家樊纲于沪上指出：“未来世界大城市，将不再是以纽约、伦敦来定义，而由我们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城市带来定义。”在中国城市化水平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的当口，当不少人的思维还停留在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时候，我们需要投入冷静的思考：什么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新标杆，我们离它还有多远？在任重而道远的前行中，被誉为“世界第六大城市带”的长三角大都市带又当如何发力，作出示范，先赢未来？

　　柳森：樊纲教授的“中国大城市群、大城市带将会成为世界城市发展新标杆”的言论，在国内具有代表性吗？作为一名城市发展与管理领域的专家，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

　　诸大建：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无论在规模上，还是速度上，都确实是21世纪世界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中心现象。但要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新标杆，还过于乐观。樊纲更多是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认为与世界大城市相比，中国未来的大城市将发展成为诸多功能完备的大城市群、大城市带。

　　按照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达到总量的30%后，就开始步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之后从30%走向70%的这个区间，则是一个国家实现城市化的主要阶段。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在40%左右，按照近几年来中国城市化的平均增速，从眼下开始到21世纪中叶，将是中国实现快速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总人口将达90亿，中国人口将超过14亿。如果到时中国能够实现70%的城市化水平，将拥有近十亿的城市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1/9。因此，无论是从城市化规模还是从增长速度上看，21世纪中国城市化都将成为整个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力量。

　　柳森：那么，将我们今天的大城市发展与“世界城市发展的新标杆”相链接，这样的指向究竟有什么意义？

　　诸大建：应该承认，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期望。其意义就在于，我们要寻找一条有别于传统的“发展”与“资源环境”极度紧张的超常规发展道路。我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全新的探索。

　　首先，中国应走出一条城市区域化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庞大的人口基数与相对较少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为了保证城市发展的规模与效率，中国不可能像欧洲那样搞很多规模较小的城市，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走平面发散型的城市发展道路。中国要探索的是一种兼具集约土地、人口高度密集特点的城市区域化发展模式：在一个较紧凑的区域内，集中多个大城市以及不同层级、规模的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中小城市、城镇。我们称之为“区域城市”。

　　其次，中国应率先实践建设拥有“三重底线”的城市。所谓“三重底线”，就是通过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重底线建设，使一个城市兼具良好的经济增长、基础设施与三次产业结构，解决好居民就业、居住、教育、卫生、文化各方面需求，并能为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规划与保障。“三重底线”是目前世界城市发展与管理领域的最新理念与评价标准，是未来世界城市标杆的努力方向。这对于中国的城市发展是新课题、新挑战，更是重要的发展机遇。

　　再次，中国要探索如何打造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公共平台，通过制度建设切实保障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都能介入到整个城市的决策、规划与管理过程中。积极沟通、通力合作，从最大程度上保障不同群体的利益，服务于城市总体生活质量的提高，使社会各阶层在最大程度上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如果我们能在这三方面探索突破，就能走出一条新型的城市化道路，为世界城市发展提供新的标杆。反之，中国的城市化就会落入传统发展的老套路。

　　柳森：1961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了“大都市带”的概念，确立了世界五大都市群，即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海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美国中部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城市群，以及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城市群。同时，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三角城市群也被预言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带”。时至今日，这个世界“第六大都市带”是否名副其实？

　　诸大建：戈特曼当年提出“大都市带”概念时，除了长三角之外的其他世界五大都市带都已发展成型，唯独长三角是被作为一个“预言”列入其中。但是，综观今日之长三角，我认为，它尚未成为一个世界级大都市带。首先，一个大都市带的形成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龙头城市”，而上海尚不具备世界级的经济影响力。第二，都市带内的“龙头城市”要成为吸纳海外资源、促成区域内其他城市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带动区域内各经济体进一步发展。这种互动发展态势业已形成，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与开拓。第三，区域城市之间要以发展好自身的独特竞争力为前提，实现功能互补、整体协调。这一点在今天的长三角看来，还只是嫩芽初露。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区域内各城市在接轨“龙头城市”时，一定要认清自身特点、培育内生动力，将自己的独特竞争力做大做强，不能盲目专注于同质化的招商引资与承接产业转移。

　　我的基本判断是，随着整个区域基础设施的完备、行政壁垒的消除、产业结构的改进与城市体系的完善，到2020年，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带将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相对成型的世界级大都市带。当然，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因为，现在的大都市带早已不是戈特曼在1961年所讲的概念了。在你完成了1.0版本的发展之后，可能还有要求更高的2.0版本等着你。

　　柳森：在中国经济版图上，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地理位置、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已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我们或许可以期待：长三角城市的进一步融合，将为规模和速度都将载入世界历史的中国城市化模式找到新的范本。

　　诸大建：的确是这样。结合我刚才所讲的中国建设新型城市应探索的三个维度，我认为，在长三角大都市带中，上海要有更好地为腹地地区服务的意识，而腹地也要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世界级中心城市起带动作用，整个区域也很难形成大都市带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要摈弃只关注经济增长的旧思路，经济、环境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发展，是未来发展思路的灵魂。城市间的合作要在政府、企业、社会各个层次上进行。当前的体制下，大家都需要有大局意识，才能推动一个共生共荣的大都市带的形成。

　　世界最著名的五大都市带都在发达国家。如果中国的长三角能成长为发展中国家中这么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都市带，它的示范意义将非同小可。如果中国在未来，能逐步发展起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川渝、关中在内的七八个大都市带，承载起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走出一条资源集约、环境友好、人口集聚、生活美好的城市发展路径，那么，我国人口总量大、土地空间少的困境也就逐渐化解了。

　　庞大的人口基数与相对较少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不可能像欧洲那样搞很多规模较小的城市，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走平面发散型的城市发展道路。中国要探索的是一种兼具集约土地、人口高度密集特点的城市区域化发展模式：在一个较紧凑的区域内，集中多个大城市以及不同层级、规模的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中小城市、城镇。我们称之为“区域城市”。

　　　　　2007年09月06日　　解放日报　(见习记者 柳 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