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有超大城市的“难题”。上海地铁日均客流超过1000万、建筑总量1.3亿平方米，高层建筑3.9万幢，超过100米的超高层建筑1600多幢，玻璃幕墙1.3万幢，地下管线11多万公里，各类桥梁2800多座，电梯就有24万台，危化品的储存量就达3000万吨等。要破解这些难题，必然要求上海继续深化治理创新，把握人民城市的生命体征，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现代化新路子。

城市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治理系统性强、统筹能力要求高、工作多态、环境多变。城市治理工作具体可以从两个层次去理解。一要在理念、内容、机制上考虑，实现“现代化”；二要在手段、方法、路径上考虑，实现“智慧化”。

现代化的治理，首先要树立“城市是人民的”理念，要让人民从城市的旁观者、批判者转变为城市的建设者、管理者。过去政府往往习惯于大包大揽，有两句通俗的话反映了老百姓的心态，叫作“爱你没商量”“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政府想了很多、做了很多，但老百姓并不一定领情。

就治理内容而言，对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应当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六大指标去考虑，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其中前四项涉及上层建筑，后两项则是基础性要求。具体落实到上海，应该围绕打造“人性化城市、人文化气息、人情味生活”的目标，重点从安全与环境两个维度强优势。

城市的现代化治理还要解决机制问题。政府要理清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以及做得成什么的问题，但政府不能变成主体，主体应该由市场承担。如果一个城市90%的管理都能由市场、社会完成，说明这个城市的管理水平很高。从社会角度看，参与只是第一步，“社会参与”慢慢演变为“社会主动”，这个机制就更成熟了。

“智慧化”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要发挥“城市大脑”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初期的“城市大脑”，是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升级版。上海运用网格化管理城市的“部件”和“事件”，过去由网格员巡查，现在通过传感器发现问题、预判预警问题，未来人工智能还能给出精确解决问题的建议。上海智慧城市建设中，也有不少行之有效的探索。比如用无人机检测跨江大桥，从而实现局部精准维修，减少对交通的影响。再如针对老旧建筑评估，以前只能用肉眼“毛估估”，现在用可视计算的方法，科学“体检”精准预判。目前，要以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为牵引，更大力度推动部门职能整合、业务流程重塑、体制机制优化，使城市治理各方面紧密协同。

智慧不仅仅是技术，人的作用更加重要。技术能帮助我们形成风险地图，建立预警机制，督促我们及时响应、及时处置。但同时，我们还需要“管理智慧”。举个例子，在环贸商场周边的交通问题，可在淮海路安排公交站点、在南昌路设置自行车停车点、在陕西南路设置出租车候客点，通过精细化管理引导消费者出行更有序。构建合理的利益机制，也是“管理智慧”的一部分。假如一栋老房子修一修能再使用三十年，相信业主方也愿意分担一部分费用，如果只能维持三五年，要想通过“拼盘”筹资来修缮就几乎不可能。加装电梯也是一样。要让市场、社会参与进来，合理的利益机制必不可少，政府要扮演好标准制定者的角色。

我们讲管理中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两者之间还有“大白象”。“大白象”是导致风险失去控制的态度和行为，主要就是对风险的熟视无睹。城市的管理者要以人为本，借助技术手段将不被关注的细节、易忽视的问题及时辨识、及时预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比如人们生活的小区，可能存在电梯、高空坠物等安全风险，楼道堆物、乱停车等管理风险，居委、物业运行中的服务风险。有的地方就尝试通过监测独居老人家里的自来水、煤气的用量，如低于一定用量，居委干部就要上门查看。所谓城市管理像绣花一样精细，就是要用智慧的手段、方法、路径去精准施策、科学施策。

上海作为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化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要坚持人民至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共建为根本动力，以共治为重要方式，以共享为最终目的，使上海成为安全之城、活力之城、魅力之城。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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