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之后用城市化推动中国发展，需要强调可持续发展导向的韧性城市观点。事实上，上海2035年新一轮总体规划已经提出“韧性城市”的发展定位。

韧性城市涉及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城市的“易感性”如何。在当下风险社会，超大城市是多要素多层次多中心的复杂系统，一些城市问题已经升级成为有大的负面影响的城市风险。在重大风险面前，城市有没有免疫力。这里的重大风险不仅指城市生态风险，还包括传染病等公共卫生风险。

二是应急，也就是重大事件或风险发生后，是否有应急机制帮助城市降低损失尽快恢复正常，这也可以看作是城市的适应性。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韧性发展，有两条线。一条线是作为阈值的城市承载能力，以往关注生态承载能力，现在需要注意到经济承载能力和社会承载能力等。另一条线是风险如何作为的影响曲线，看它的峰值是否在承载能力之内。如果超出承载能力后可以回来，这样的发展就是韧性的、可持续的;如果不能，那就是脆性的、不可持续的。

用承载力与影响线的关系看新冠疫情，就是控制新冠病例与医疗能力的关系，韧性管理是将病例发生的峰值控制在医疗承载力之内。当病例低于医疗能力的时候，预防病例不要超过医疗能力，如新加坡的做法;当病例超过医疗能力的时候，紧急提高医疗能力，如武汉建设“小汤山”和方舱医院。

新冠疫情后，中国从全面小康进入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把韧性原理置入发展之中，做好城市化的加减乘除。

人口做加法——发展大都市圈。城市形态存在着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争论，从规模经济看，大城市无疑是优于中小城市的。但是当下的新冠疫情证明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密度不能无限扩张，解决方案不是降维回到中小城市，这不能解决中国10亿人口的巨量城市化问题，让2亿人走在路上常年流动有污染传播的风险。更好的方案是升维到围绕中心城市发展大都市圈，达到大集中、小分散的效果，用较少的空间容纳较多的人口。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土地做减法——坚持耕地红线。土地做减法这个话题一直存在争论，特别是对于要不要有18亿亩耕地红线，许多经济学家是反对的，认为这抬高了房地产的价格，认为粮食可以从国外进口。新冠疫情证明坚持永久农田红线是必要的。

以前发现世界粮食剩余交易数量少，现在发现世界粮食生产有余量，有问题是在粮食流通环节。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新冠疫情各国“封国”会导致粮食危机，这主要是流通的危机而不是生产的危机。中国一直强调粮食自主，所以这几年粮食产量一直高于6亿吨，可以满足14亿人至少人均400 公斤(人均1.3亩)的要求。城市化不宜以浪费土地为导向，城市发展需要从摊大饼式增量扩张到存量优化。

功能做乘法——建设分布式多功能组团。遇到重大风险，城市和区域要有韧性，关键是作为原子的城市社区和空间组团要有韧性，这就需要建设分布式多功能公交导向的城市组团，围绕公共交通，建设职住合一、服务配套的15分钟社区。

新加坡在新冠疫情前有较高的适应性，就是它有900多个社区性的医疗单元进行防范。这样的社区要加强综合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数字设施(强化信息沟通)、轨道交通(强化人和物的流通)、公共卫生(治疗)、避险设施(防范)等。现在强调疫情之后要用新基建拉动经济，重要的问题是新基建不能重复传统的经济性基础设施，更要强调生态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

治理做除法——城市合作治理。应对新冠疫情不得不采用战时机制和国家力量，但是疫情之后的城市发展要激活社会活力。城市治理要从传统的管理走向合作的治理，表现为单一的生产与消费转化为合作的生产与消费，从共享经济和公私合作发展成为共享城市。

在私人消费领域，大力发展共享经济，例如通过共享出行用公共交通替代私人交通，用一定的交通设施满足增长的出行需求，包括发展B2C的共享出行和C2C的共享出行。

在公共服务领域，投资新基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这样的建设不是传统的国家化，也不是传统的私有化，要推进混合导向的公私合作机制。对于公共性强的公共服务设施或者社会性和生态性基础设施，采用社会生产、政府付费的方式;对于市场性强的经济性基础设施，如数字基建、轨道交通等，采用社会投资消费者付费的方式。(作者是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上海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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