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徒教授是我很年轻时候的梦想，想了几十年，也说了几十年；及至中年才有所行动，八方寻求做老师的机会。我先把城市作为选择的前提——我去的学校一定要在一个我喜欢的城市。我最喜欢的城市排序依次为：海口，厦门，成都。上海原本不在其中。学校便也依次为：海南大学，厦门大学和四川大学。种种原故都搁浅了。忽然就有了上海同济大学在招聘文科教师的传闻，我想也没想，便将求职申请连同个人资料投递过去。

　　同济大学，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一所老字号的名牌大学。我知道著名的造桥大师李国豪，知道园林大师陈从周，知道数学家樊映川。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我同样知道我与上海这个城市相当隔膜。我其实对求职成功没抱任何期望，但我还是应约去上海面晤了当时的文法学院院长。当时得到的印象相当乐观，竟以为马上就可以梦想成真。

　　接下去是漫长的等待。等待是我惟一的选择，也是同济大学给我的现场答复。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学校进一个老师当真需要几个月的考量。后来我自己做了系主任，几年下来，进人出人的事情经历了不下几十起。始知每一次决定都可以在一小时之内做出，其实不需要那么久。我不知道的是此次求职又搁浅了。

　　由于不知道，我心里就还充满着期待。这也是我与同济的缘分未绝。这期间，一次与上海戏剧学院的余秋雨教授通话，说起想进同济的话题。余教授以为是件大好事，说要向同济大学的吴启迪校长郑重推荐。他的一封荐书使整个事情出现转机。吴校长出面推动，我在一周之内便成了同济大学的在编教师。

　　虽然作家驻校在国外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先例。中国的大学里只有自然成长起来的作家，比如北京大学的曹文轩，比如当时华东师大的格非（现为清华大学教授）。也有在大学中做兼职的韩少功。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职业小说家直接进大学任教的，同济大学当是开了先河。一时间国内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这宗新闻。这以后几年，好几位作家先后在不同的大学落脚，王蒙在海洋大学，冯骥才在天津大学，贾平凹在西北大学……

　　任教伊始，我便找格非讨教，依他的建议开设了“阅读大师”。这门课成了我的招牌课程。当时有许多校外的成年人旁听，他们中有的是教师，有的是企管，多数是我先前的读者。也有人若干年前听过我的演讲。那段时间，我的讲稿经整理集中发表在若干家专业刊物上，也结集成册，先后出版了《虚构之刀》《阅读大师》《新阅读大师》，另有《电影密码》《小说密码》《细读经典》三部专著待出。这近百万字的著述是我七年教师生涯的心血，我也愿意把它当作另一份骄傲。在这些专著的封面上，我的另一重身份是：同济大学教授。

　　七年里，我无论在任何媒体上露面都顶着这重身份。同济则把我看成是她的儿女，是她的一个备受宠爱的孩子。在各方面给我以关照，给我较多的时间让我专心写作。我也尽我所能，努力为同济做一点事。两次作家周活动，请来了莫言、余华、苏童、余光中、格非、陈村、孙甘露、吴亮等一大批作家，让同济的学生有幸与作家们面对面交流。同时也为中文学科的重建发挥了个人的一份能量。经过和学科同仁的四年努力，今天的同济大学中文系已经初具规模。

　　弹指之间七年已矣。人之一生，七年既不算长也绝不算短。同济今有百岁，祝福我同济百岁之上有千岁，更有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