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我高中没毕业就以同等学力考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了一名不满16岁的少年大学生。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们新同学正站在走廊中说笑，突然一位风度翩翩的教授从走廊那一头走过来，他身着西服，系了领带，戴一副茶色玻璃眼镜，手提黄色公文包。有一些同学就窃窃私语：“这就是我们的工学院院长、土木系主任，留德回来的李国豪教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师，那时他只有38岁，正值壮年，我感到老师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和令人敬重的气质。

  　  大学毕业后，我有幸成为李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第一次与老师约见，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老师告诉我第一年主要是学习基础课，同时要广泛阅读桥梁稳定与振动领域的经典文献和著作。除了指定阅读俄文和德文的有关文献外还要精读铁摩辛柯写的几本英文经典著作。老师告诉我：“研究生主要靠自学，老师讲课只讲一些重点和难点。”老师还讲了他自己的经验：在德国时每访问一个陌生的小城，他都先找一份地图，按图走遍大街小巷，很快就熟悉了，研究学问也一样。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同济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学术年会，学报还出了专集，校园里形成了浓郁的研究气氛。李老师也写了一篇题为“拱桥的振动问题”的论文，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中的算例。学术报告会的前几天，老师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北京开会，决定由我代他在大会上做报告。我当时年仅20岁，感到难以胜任。老师叫我不要慌，告诉我如何准备，如何报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许多老师面前做学术报告。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我作为同济全校研究生的独立团支部书记，因组织策划“同济民主墙”事件而“获罪”，被错划成右派。1958年3月同时被开除了党籍、团籍和研究生学籍，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下放到学校砖瓦厂劳动，那时我才22岁。不久，我接到老师托人带来的口讯，要我在劳动之余，把我的研究方向“桥梁振动问题”的文献综述整理出来交给他。我事后想，这是老师当时惟一能做的对我的关怀和保护了。

  　  1959年国庆节前，我列入第一批摘帽的名单，回到了桥梁教研室工作。国庆节后的一天，老师约我去见他。他很高兴地说：“海帆同志，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就跟我做‘桥梁稳定与振动’课的辅导工作，帮我上习题课和改作业。”我又回到了老师身边。之后的几年，是我得到老师最多教育和培养的一段终生难忘的岁月。

   　 十年“文革”灾难降临。李老师经受了巨大的折磨和迫害，被诬蔑为“里通外国的特务”，遭到长时间的隔离审查。在隔离期间，他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利用报纸边空白处推导公式、进行计算，对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时出现的横向晃动问题作了缜密的思考和理论研究。后来在监督劳动期间又做了模型试验验证，终于完成了《桁架扭转振动》的专著，揭开了大桥振动之谜。正是出于对桥梁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心中执着的信念才支撑了老师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如此忘我地工作。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丰碑！

  　  1969年“九大”以后，我第一批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获准参加跳“忠字舞”，回教研室参加活动，算是得到了“解放”。在一次活动中，我看到“打李战斗队”在讨论老师在隔离室中写的日记。其中有一首德国民间传诵的诗：

    Alles geht vorüber,

    （一切都会过去，）

    alles geht vorbei;

    （一切都将逝往；）

    Nach dem Dezember,

    （寒冬腊月之后，）

    kommt wieder der Mai.

    （又是明媚春光。）

   　 李老师借这首小诗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前途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希望。我看到感觉十分欣慰，因为老师完全战胜了恶劣的处境，保持了平和、坦然的心态。

  　  当十年动乱的噩梦过去，李老师复出担任校长，开始了重振同济的大业。他虽已到了退休年龄，仍不辞辛苦为恢复同济的对德联系，重振30年代老同济的盛名，为同济向综合性大学过渡倾注了全部心血。1988年，李校长为上海市南浦大桥的建设提出了结合梁斜拉桥方案，并付诸实施，迈出了中国大桥自主建设的关键一步。

  　  我个人还感难忘的是一件小事。在我1982年至1990年八年担任第一届桥梁系主任期间，正值出国留学的高潮，我深感留校的年轻教师需要出国深造，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学成后可以回国效力。于是我积极推荐，帮助年轻教师联系学校、办理审批手续。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教师没有按期回来。李校长曾严肃地向我指出：“你放人太松，会影响同济的工作，以后要注意。”我当时感到很委屈。不久，分管外事的黄鼎业副校长告诉我：“教育部已来了文，说复旦谢希德和同济项海帆都挂了号，以后不能再推荐教师公派留学了。”我才知道这一批评的缘由。后来，李校长和我谈起许多教师公派出国逾期不归的事，叹息说：“他们报国之心不切啊!”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老一代留学归国的科学家心中，报效祖国是他们义无返顾的坚定信念。在他们看来：外国再好，那是人家的，只有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才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老师炽烈又深沉的报国情怀是我永远的楷模。

  　  回顾自己五十年来的成长过程，李老师交给我的一件件任务就像一副副担子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在克服困难中得到锻炼，不断前行。我相信，老师将化作天上的一颗星星永远注视我们，关注着同济的发展，也关注着中国一座座更新、更宏大的桥梁的建成。

  　  (作者为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顾问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