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至60年代的造船界人士，大约都听说过我父亲“钟思”的名字。父亲出生于广西梧州一个传统的书香世家，1932年只身来到上海，转年便考入了同济大学。父亲在同济大学一直担任学生联合会大学生部的副主任，曾于“西安事变”后号召一批进步青年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带领同学前往南京请愿。“淞沪抗战”后，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沦陷了，同济大学不得不南迁，本准备去金华上课，但由于当时杭州已经失守，只能紧随流亡中的同济大学，一直转入广西八步才落脚。1939年，在日军的紧逼下，同济不得不又继续西行，前往昆明。当时，我们的母亲韦韶生已在同济开始进修课程，并在广西的进出口贸易处找了工作。母亲帮助父亲在《龙州日报》觅到一份总编的工作，于是父亲利用报纸阵地，撰写社论，转载《新华日报》文章，报道前线战况，很快成为国民党追捕对象，这才辗转逃回同济大学。1939年大学毕业后，父亲正式留校任助教。是年，母亲也从南宁到达昆明，来到父亲身边，并在同济大学化学系任助教。

　　1940年大战急速升温，昆明人心浮动。同济大学不得不离开昆明投奔四川宜宾的李庄。此时的同济大学造船系教学人才奇缺，身为造船系助教的父亲只好挑起了迁校的重任，组织学生，把造船系不多的设备、仪器搬往四川。到李庄后，学校又派他前往陪都重庆，请民生轮船公司的叶再馥先生（时为民生公司总工程师）到同济任系主任。那时叶先生年事已高，一见到同济造船系来的教师，喜出望外，执意要聘父亲做他的助手，出任民生公司的工程师。父亲与同济有割舍不断的感情，不愿离开千辛万苦保留下来的造船系，于是向校长提出了易地就师的两全办法，获得校方批准，便奉命到重庆溉澜溪选址建校，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己动手搭建房舍，不到两个月，造船系就在溉澜溪的两个草棚“教室”开课了。我们的父亲母亲也就在这个时候，在同济师生的热情帮助下结婚了。婚后，母亲赶回位于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化学系任教。直到我出生后，爸爸才抽空赶回李庄，见到了他的第一个孩子。

　　在重庆溉澜溪，同济造船系的教室附近就是民生造船厂，叶老到造船系讲学(有时也与交大的同学一起上课)，造船系的同学则在民生厂实习，实际操作木工、铸造工、钳刨工、电工、五金工等，这种边学边做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十分高涨。父亲也在教师和工程师这两个角色中深受卢作孚(当时民生公司的老板)和叶再馥的赏识与信任。

　　1944年8月，交通部拟利用美国《租借法案》（“ISM-Isase Act”）提供的经费，招一批学人前往美国进修，为战后的中国建设培训技术人才，其中学造船的只有父亲和朱淑新叔叔。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母亲带着我随同济师生从四川回到上海。父亲结束了在美国的实习，携带着大量的资料和新技术，经过一个多月的漂泊，也辗转回到上海。返沪后，父亲继续在同济任副教授，同时兼任民生公司的工程师，并动员朱叔叔到同济大学担任讲师。但战争使学校失去了大量的设备和资料，加之资金和教材的短缺，办学条件十分艰苦。父亲他们就亲自动手把从美国带回来的书籍、技术资料编入教材，写成讲义，进行教学，并带领同学们一起制作船舶模型，提高教学效果。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很多人都离开了大陆，前往香港或台湾。造船界一些有势力的人也力劝我父亲一起出去，但父亲选择了留下。

　　一天，父亲回家时显得特别高兴，说他在路上遇到了同济大学的同学唐英之伯伯——1942年时去了延安。从唐伯伯那里父亲知道老同学程望伯伯也回到了上海，而且还在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

　　原来，解放军进城之前，接管各大船厂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在我家，大家谈得非常高兴，父亲和朱叔叔向他们介绍了上海各家船厂的情况，介绍了仍然留在上海的造船界人士。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一直和地下党有联系，以同济大学造船系副教授和民生公司工程师的双重身份，他很容易进出船厂，所以十分了解各大船厂的情况。此后，父亲参加了军管会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全身心地投入了迎接解放、接收船厂的工作。

　　父亲虽然离开了同济的讲台，但他时时惦记着同济的同事和朋友们，这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从小就产生了一种对同济的崇敬与向往。

　　我家的六口人中，有四口半人有着同济的“血脉”。由于我出生在四川宜宾的李庄，所以同济人都把我叫同济的“川娃儿”。我大妹妹于父母返回上海后，出生在我家同济大学的宿舍楼中，后又进入同济附中学习。另一个妹妹，是同济大学时期的一位保姆带大的。我们的名字和乳名是同济人起的。至今我们家还说着一口同济川娃儿特有的同济型“四川洋泾帮”。李庄则是我们一家人心中的故土。宜宾李庄大福地的古庙和老院子，上海北四川路同济大学的红楼、操场和楼北的小山，都是我们儿时的乐园，我们在那里受到了同济人的呵护，我们从小就被凝聚在老同济的氛围里。（作者：钟白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