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等人的出现，预示着一个建立在电视节目基础上的“新说书”时代，正在悄悄到来。
●有人斥责易中天偏离了学术，俗化了历史，这种指责显然牛头不对马嘴。
●易中天所扮演的，无非是一个“精神保姆”的角色。
张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著有《文化街垒》等。
继刘心武演说《红楼梦》之后，易中天也在电视台评讲《三国》(他没有说明讲的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这正是其“狡猾”之处)，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有趣的是，作为作家的刘心武，不说自己是讲故事，却标榜所谓的“秦学”，而作为学者的易中天则并不在意学术性探讨，而是热衷于讲故事。这一角色错位，造成了公众和学术界的评估体系的混乱。公众以为自己听到了很有学术价值的言论，学术界则又斥之为毫无学术性的“戏说”或“混嚼”。
无论这二人的角色错乱到何种程度，但他们的共同点却不难发现，即通过电视节目，演绎经典名著，并以通俗易懂和生动活泼的演说方式，赢得了一般听众的喝彩。这一情形类似于传统的说书艺人，尽管他们有意无意要以学术的面目出现。对于古典名著或历史故事的演绎串讲，本就是一种文学形式，这并无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但奇怪的是，这种方式一旦在电视媒体上出现，却引起众多非议。易中天等人的出现，预示着一个建立在电视节目基础上的“新说书”时代，正在悄悄到来。
电视台作为一个公共媒体，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更便捷、更直观的大众传播手段。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将那些本属于学院的知识向普通公众播散，这在大众传播媒介发达的西方社会，是很平常的事。知名学者往往会借助电视媒体普及学术，或一部分学者分化为大众知识传播人，有别于专业知识分子和学者。但大众能够分享的永远只是学术当中较为确定和实用的部分。比如中国人学历史往往就是想从古人那里获得职场、官场的生存智慧。
有人斥责易中天偏离了学术，俗化了历史，这种指责显然牛头不对马嘴。易中天是个学者，但在电视台讲座，显然不是搞学术研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让全国人民都变成学者。另一方面，历史本就是一些个“俗事”，何来“俗化”？怪只怪原先的学者们把历史神话了。《三国志》可以演义出《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为何就不能演义出《品三国》呢？就我本人而言，我既不会去听易中天“说书”，也不会去读什么《品三国》。但我决不会因此而去贬低易中天的价值。毫无疑问，易中天的讲座不是讲给我听的，他的书也不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易中天是一位好文科老师，一位出色的说书人，至于其学术水准究竟如何，并不是最要紧的事。没有人会把袁阔成或单田芳当作“学者”，也没有人会认为毛宗冈、金圣叹是“说书人”。而跑到电视节目中去搞学术研究，显然是跑错了地方。即使是一位真正的大学问家，也不可能在电视节目中大谈学术，不可能搞一场“全民学者化”运动。所以，不管刘心武、易中天等人的个人意愿如何，他们在“百家讲坛”上的行为，实际上跟学术没有太大关系。
在我看来，刘心武、易中天的出现，并非学术发达到了全民普及的程度，而是旧式说书艺术的现代复活。就《三国》(无论是作为历史的《三国志》，还是作为文学的《三国演义》)本身而言，易中天的解读或品味，实际上并未提供多少新鲜货色。他所说的无非是一些平常见解，或作为一家之言的学术观点。将一般学术观点以通俗生动的方式讲授，本也是对一个文科教师的起码要求。然而，易中天的演讲但却受到如此狂热的追捧，仿佛是空前绝后的惊世之谈，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学、大学的文学和历史教育状况之恶劣。学院学者们胶柱鼓瑟、刻舟求剑的“学术”，早已令人厌倦。学生们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无暇品读文学和历史作品，以致很难获得真正有效的历史文化知识。尽管今天的教育已经相当普及，但公众患有严重的“文化消渴症”，以致“新说书”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一种补习教育。
现代媒体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和大众化的手段，易中天等人合理地利用了现代媒体手段，赢得了听众。但另一方面，现代媒体也带来了“媒体崇拜症”。现代强势媒体和学术的神秘性，造就了公众对“学术明星”的偶像式的崇拜。
在现代媒体的强大号召力面前，观众和听众几乎无一例外地“粉丝化”了。“粉丝化”并非以知识理性对待知识，而是实现将知识和学者“粉丝化”，成为膜拜的对象。这本身就是对知识的开发性和反神话倾向的偏离和背叛。这一代“粉丝”们需要的，实际上既不是学术，也不是知识，甚至不是娱乐。只是出于对强大“偶像”的习惯性的“精神依赖”，把自己交付出去。他们既懒得自己觅食，甚至连动嘴咀嚼一下都懒得去做，躺在知识的摇篮里张着嘴等待喂养。易中天所扮演的，无非是一个“精神保姆”的角色。他将那些艰涩坚硬的学术“馒头”咀嚼了一遍，拌上了他的玑珠般的唾沫，变成了松软滑腻的面团，易于吞咽和吸收，然后反刍出来，喂养那些被哺养惯了的年轻一代读书人(如所谓“乙醚”)。这种靠被偶像咀嚼过的精神食粮维持其精神价值的“粉丝”们，喜欢品尝的正是这种口味。在这方面，易中天现象跟娱乐界的“超女”现象同出 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