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去杠杆是核心任务。然而，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至2017年11月底，国有部门的负债总额超过100万亿元，与2016年同期相比，增长10.8%。其中，中央国企负债总额51.5万亿元，同比增长9.3%；地方国企负债总额48.5万亿元，同比增长12.3%。即在2017年，国有部门的负债仍然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尤其是地方国企。这可能是与“保增长”的目标有关。
我们认为，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产能过剩、库存过剩、杠杆率不断攀升”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和2008年之后为了保持经济增速而实施的一系列强刺激经济政策是相关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的产品需求突然下降，导致我国在几年内少了数万亿元的出口订单。在外部需求突然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市场化的应对方式应该是主动地削减产能和去库存。然而，在经济刺激计划出台之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纷纷上马大的建设项目，扩张产能。
建造新的厂房和生产线，确实马上拉动了内需，其表现为2010年GDP增速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双重上升。然而，当新的生产线建成、开始生产了，原有的产能过剩就更加严重了。在整个过程中，大量的金融资源被浪费。
这样的过程，还在不断继续。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事关未来经济增长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显著下降。2008年之前，中国每1元GDP需要1.2元新增信贷，而最近已经接近4元。粗算下来，目前的金融效率大概是2008年之前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组数字说明：虽然金融资源总量在骤增，但配置效率在显著下降。大量的钱被配置到了低效的地方，甚至被浪费掉了。导致大量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保增长而实施的强刺激政策。在强刺激的背景下，大量投资项目迅速上马，而这些投资往往是盲目与低效的、没有市场需求作为支持的。即使带来GDP的上升也是没有质量的，而且浪费金融资源。
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对于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从201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放缓，同时，在之后的一二十年中，我国社会将迅速地老龄化。在失去劳动力优势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就需要更多依靠资本，尤其是需要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即将资金配置到真正高效的、有现实生产力的企业和项目上，配置到有创新潜质的早期项目中，以支持它们的发展。
去杠杆要精准，加杠杆要有效
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达到了168万亿元，债务总量与GDP的比值达到249%；而2008年这一比例还不到160%。我国整体杠杆率的上升主要是由非金融企业导致的，并且，我国的企业债务“惊人”的集中，主要集中在几千家企业上，其中大部分是大型国有上市公司。
国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在2008年之后不断加杠杆，其整体的负债率从56%上升到62%。但通过分析显示，国企杠杆率的上升并不符合它们的企业特征和经营性需求，是缺乏经济基本面支持的。
而与此同时，私营部门却在加速地“去杠杆”，私营工业企业的整体平均负债率从2004年的62%降到2015年的52%。近期，私营工业企业所贡献的产值和利润占到所有工业企业总额的近四成，而这些企业的负债只占所有工业企业负债总额的两成。即，私营部门使用的金融资源远低于其经济贡献。因此，要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首先要做的就是纠正国有和私营部门在融资上所呈现出的“两极分化”的趋势，使得各个部门得到的金融支持和其经济贡献大抵相当。
也因此，当下我们说“去杠杆”，并不是对于大部分企业说的，而是对于少数几千家企业说的。去杠杆的“主战场”在国有部门，尤其是低效的、严重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企业。“僵尸企业”占据越来越多的资金，其结果是挤占了健康企业所能获得的金融资源。大量资金借给这类企业用来还本付息而没有用于真正高效的投资项目，会导致“金融不支持实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所以，对于低效的企业，要尽快“去杠杆”，释放这部分信贷资源，并配置到真正高效的企业上去。
对于“去杠杆”的原则，我们认为首先必须果断地在低效的领域“去杠杆”。为此，需要持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关停并转低效国企，以真正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目标。第二要在高效的地方“加杠杆”，让真正有效率的企业、有创新潜质的项目以合理的成本得到资金，为实体经济增长不断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第三有效的政策还必须逐步纠正现有银行体系配置资金的低效，削弱非市场化的力量。为此要继续推进我国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市场化改革。
总结来看，为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中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任务仍然在于持续推进国有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同时，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获得贷款，即在高效的地方加杠杆，这样才能激发新的增长动力。（《审计观察》2017年第四期 ·封面专题 经删节）
作者钟宁桦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与金融系主任
作者孙欣明、吴冰雁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