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　杨东援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执笔
　　从1977年参加高考，阴差阳错地被同济大学从贵州“捡”来上海，一眨眼，40年过去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恐怕难以体会，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一年的高考意味着什么。1977级的高考生进入大学后，刻苦学习是一个群像，后来各行各业的大量精英和骨干人才都是从这一届学生中走出的。
　　作为1977年的高考生，在我看来，我们不仅抓住了一次圆大学梦、改变人生的机会，我们也共同经历了一段如今想来非常让人留恋的、良好的大学学习氛围。这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我们1977级学生所共有的一笔精神财富。
　　幸运地被同济大学“捡”到了上海
　　1977年，中断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消息传得飞快，不过和很多人一样，我知道可以参加高考时，离12月开考大概不超过2个月的时间。
　　那时，我已从内蒙兵团回到贵州，在贵州省安顺市轻工业局当办事员。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参考了，第一志愿是成都电信工程学院，因为除了工作中接触过半导体外，我对大学的其他专业基本一无所知。
　　考试后，我回到单位老老实实工作，因为感觉自己不出所料地考得“一塌糊涂”。没想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被同济大学录取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一头雾水，立马和省里的上海招生组联系———压根谈不上高兴，就担心招生组搞错了，耽误我在贵州本地升学。
　　因为填高考志愿时，我根本没有填上海的学校，怎会被同济大学录取呢？　后来才知道，之所以能“撞大运”，是因为上海招生组到贵州晚了，考得分数更高的学生都被其他捷足先登的院校挑走了。就这样，我被同济大学“捡”到了上海，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到同济报到时，我非常忐忑。首先，自己被城市道路与桥梁专业录取了，可对这个专业学出来是干嘛的，一无所知。其次，我们这一代人初中学习是不完整的，基本是以小学的文化水平考上了大学。考是考上了，可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我们这个班一共80多个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是应届生，最大的35岁———几乎是两代人在一个班里读书。我考上那年是25岁，年龄正好处于中段，学业水平则是处于中下游。记得开学初有个摸底考，我们班级里有7、8个同学高等数学和英语免修。而我当时英语连26个字母都还写不清楚。
　　共同学习，同窗情谊最是珍贵
　　虽然学业水平差异非常大，但我们这一届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非常强。
　　就举一个例子。那时的同济大学食堂里钉着一排排挂钩。每个挂钩上，挂的都是一个个黑漆漆的布袋，里头装的是饭碗。早上出门我们就随身带着饭碗袋子，中午吃好饭，把碗洗了装在袋里挂墙上，然后不回寝室，直奔图书馆看书。
　　基本上每个同学学习都很刻苦，这样的氛围里，你不努力也不行，每个人都被一股好学的风潮推着走。
　　入学时，我总体上停留在小初水平，但一个学期后，我的高数就考了满分。这时，我对大学生活的恐惧感才稍有减轻。老实说，仅用了一个学期就完成“逆转”，除了自身努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同学间无私的帮助。
　　那时，我们遇到很多想不明白的问题，就第一时间向同学请教。成绩好的同学绝不会担心辅导了其他同学后会被赶超；遇到困难的同学也不会感觉请教同学不好意思。同学们在一起学习，非常愉快。
　　所谓同学，就是共同学习的伙伴，彼此间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追求的是共同进步。几十年后回忆这份同窗情依然非常可贵。
　　追随兴趣自主学习
　　今天我们回忆1977年高考，很多人感慨，这次考试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情况确实如此。但我们不妨再回头想想：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如此幸运，抓住了这次高考的机会呢？
　　还是拿我们班来说。当时高考考上来的学生，读过一年或两年高中的并不多，很多人都只上过小学，初中教育并不完整，但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在不明白知识能够派什么用处的年代，他们都在有意识地自学，出于自己的兴趣或好奇心学习。后来有学生问我：你们当时学习的动机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没什么动机，因为在自学时，我们并不知道今后大学这扇门会朝我们打开。
　　谈到大学学习的专业，我们这代人的选择和现今的大学生也有一些不同。当时的“学霸”喜欢选什么专业呢？　可不是按照就业前景好来选的，因为毕业都是分配工作，没有就业好不好一说。学习能力比较强的学生，一般会选择学习难度相对高、挑战性较强的专业。在我们班，大多数“学霸”都对桥梁方面感兴趣。相比于道路专业，同学们觉得桥梁涉及的力学知识更复杂。
　　为了纠偏这种想法，当时的老系主任来给我们上过一节课。这节课有意思极了，他上来二话不说，埋头在黑板上推导一道题目，一写就写了20分钟。全班鸦雀无声，因为即便是学习最好的学生，也看不懂他的公式推导。后来，老师突然停下来，告诉我们，这是道路力学的一个计算模型，然后耐心地给我们介绍了公式推导的思路。
　　这节课后，班上的“学霸”又自发聚在一起，一连讨论了2个多小时，才算勉强理解了一些。这下，我们被“吓”倒了，原来道路方面值得研究的课题也不少，对专业才算有了一些比较全面的了解。
　　老师言传身教，影响很多同学的一生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到当时任教的一批老师。这也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群体。
　　我本科时听过范立础院士的课。范先生讲课非常生动，他能把很深的学问讲得很有趣。记得范院士曾教导我们，一个人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自己就是如此，在特殊年代，即使被关在牛棚里还在专心做科研。
　　本科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后来读研读博。对我影响至深的还有导师朱照宏先生。记得我做硕士论文时用了一些比较新的研究工具，和朱先生一起讨论时，他让我把最主要的参考书目列出来。我记得自己列了十几本，后来再去图书馆查阅，竟发现每一本书尾页的借阅条上，都留着朱先生的签名！　原来，他是全部看完了这些书再来和我讨论的。后来，我做博士论文，朱先生写了20多页的笔记，与我讨论，治学严谨，深深影响着我。
　　当时在大学任教的这批先生，很多时候是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我们在一起同步学习新的专业知识。这些教授对教学的投入、对学生的负责，真正发挥了言传身教的作用，影响我们一辈子。
　　（同济大学交通与运输工程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城市交通规划、交通需求模型、智能交通系统、物流系统规划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曾任同济大学副校长。77级同济大学城市道路与桥梁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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