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精神
　　金泽刚专栏
　　据媒体报道，黑龙江佳木斯市前进区原区委书记王恒勋、原区长刘维国为促成区政府与九阳集团的合作项目，经商议动用办公经费，向佳木斯原市委书记林秀山行贿1万欧元和3万元人民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前进区政府和王恒勋、刘维国的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判处前进区政府罚金五万元；王恒勋、刘维国免予刑事处罚。(6月16日澎湃新闻)
　　像这样区政府行贿市委书记的案件的确很少见，对此，《新京报》的评论文章说此案“具有标本意义”，一是这个判决把文本上的“单位行贿罪”法条落实到了司法实践中，二是从法律文本到司法实践，需要不断突破认识和理念的障碍，法律的施行需要立法和司法机关的不懈努力。(6月17日《新京报》)
　　不过，读完这起案件的判决书，我发现，此案仅仅是做了一个适用单位行贿罪的罪名的判决，或者说只是判决了一起一级政府作为犯罪单位的案件而已，如果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层面，其标本意义似乎并不是很大。实际上，这起案件判决得怎么样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根据《刑法》第393条对单位行贿罪的规定，“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里规定的是单位犯罪的双罚制，即既对单位判处罚金，又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且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说实在的，这一处罚本不重，原因正是考虑到单位犯罪系单位获取好处(而非个人直接受益)这一特性。尽管如此，单位犯罪归根到底还是单位中的负责人(自然人)决定实施的犯罪活动。所以，对单位犯罪负责人给与处罚并不冤。
　　问题是，根据网上查到的判决书，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认定二被告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可免除处罚”。该判决同时认为，公诉机关“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对二被告人在有期徒刑一年以下量刑”的建议“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这就把人搞糊涂了，既然是免除处罚，又怎么能够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呢？这不是互相矛盾吗？就当是因二人主动交待行贿而对其免予刑事处罚，根据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这一条在判决书中却只字未提，可这一条正是免予刑事处罚案件必须适用的条文，做出此判决的法院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
　　事实上，由于两名被告人是被告单位即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身份较为特殊，判决适用条文如此避重就轻，就有违背适用刑法一律平等的刑法基本原则之嫌，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判决恐怕不是一个好的样本。
　　此外，不妨再对本案的执行做进一步的想象。本案被告人用政府的钱去行贿上级领导，被告单位的罚金如何缴纳遂成问题。政府作为单位犯罪，犯了罪还用纳税人的钱去交纳罚金吗？如果请律师是不是还要用政府的钱付律师费呢？这些钱究竟出自哪儿需要政府信息公开，说个清楚明白。如果对政府的罚金只是空判而已，不求落实，那更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对于政府作为单位实施的行贿犯罪，司法判决不该打一下又摸一下。一方面，承认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一样，腐化了国家工作人员，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进而成为滋生其他违法犯罪的温床，故不能让惩治这类犯罪的法条闲置不用；另一方面，又搞选择性执法，把刑事处罚在单位的头上晃动一下，而对负有刑事责任的负责人有意放一马。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大大降低刑罚的威慑力，最终使这个打击单位行贿犯罪的法律条文依然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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