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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中国绿色大学联盟秘书长、同济大学绿色建筑与新能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谭洪卫教授 
　　2016-01-09 刘瑞芳
　　题记
　　2009年，在同济大学由教育部、住建部和财政部联合召开的我国节约型校园工作会议，吹响了我国全面开启节约型校园建设的集结号；2010～2012年，中国大学校园连续三年度在国际可持续发展校园联盟（ISCN）获奖：2010年度同济大学荣获可持续发展校园杰出奖；2011年浙江大学荣获校园学生创新先锋奖；2012年山东交通大学荣获校园绿色建筑奖；2010年《自然》杂志在绿色校园专题报道中报道了同济大学绿色校园建设成果；2011年由同济大学倡议，与浙江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江南大学、山东建筑大学、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共同发起创设“中国绿色大学联盟”;2012年中国绿色大学联盟受邀出席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里约会议）并与来自全球的绿色校园NGO组织共同发布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宣言；2015年COP21（巴黎会议）上中国绿色大学联盟与全球绿色大学NGO组织联合签署发布全球气候变动应对行动宣言。以上荣誉与累累硕果，都离不开一位孜孜不倦、默默无闻的儒雅学者，他就是同济大学绿色建筑与新能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绿色大学联盟秘书长谭洪卫教授。辞旧迎新之际，本刊记者专访了谭教授。
　　记者：作为我国绿色校园工作的重要推动者，您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个《高等学校节约型校园建设管理与技术导则》。从2008年导则出台到现在，我国已经有了近300所大学被评为节约型校园。回顾当年，我国绿色校园节能这一项工作是如何推出的？ 经历了哪些艰难曲折？导则编写的由来与背景是怎样的，请您给读者介绍一下。
　　谭洪卫：我国2007年前后在住建部指导下全面推进建筑节能工作，主要针对城市大型公共建筑及政府办公建筑。特别是期待政府办公建筑在建筑节能中发挥表率引领作用。然而，基于国内外调研发现，大学校园建筑设施量大面广，能源资源消耗大，却一直游离在建筑节能边缘地带，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学校高层还是校园师生和社会都没有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高校节能曾游离于边缘地带
　　记者：您认为造成当时这种不被重视与关注的内因与外因是什么？介于当时的情况，如何破题？
　　谭洪卫：我认为主要源于三个方面问题。其一是人们对校园能源资源消耗的状况认识不足。大学在人们印象中是从事教育科研之地，不同于能耗大户的商业建筑、生产企业，难与能耗大户联想在一起。事实上，大学校园早已是能耗、水耗大户。在日本东京地区有过一个以事业体为核算单位的碳排放排序，结果东京大学居然远超一些知名工业企业，成为第一碳排放大户。无独有偶，在京都地区的排序中，京都大学也名列前五。其实，统计一下我国大学校园的能耗便可知，众多的综合大学年间能耗都在数万吨标煤以上，堪比我国列入重点用能监察对象的工业企业。且我国高校数量之大、人数之巨，使得校园成为社会终端能源资源消耗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其二是主管部门有别，责任界面分割所致。大学的主管部门是教育部或地方教育部门，核心任务是培育人才和科研，建筑设施担负的是保障性功能，各级对建筑节能难有足够的重视和认识。而推进建筑节能工作的政府主管部门是住建部，两政府主管部门各有其工作重心和分工。所以从上到下，既缺乏推进建筑节能工作的协调机制和顶层设计，也缺乏校园师生对建筑节能的意识与认知。其三，虽有意识但缺乏抓手。虽然我们有一些学校在早期就关注社会及校园的环保节能问题，提出了创建“绿色学校”、“绿色大学”的倡议并开展了积极的主题宣传活动，但一直停留在口号标语式的意识启蒙初级阶段，缺乏抓手，未能展开渗入到校园工作实处，难以收到成效和深入持久。纵观这些现象引发了我们的思考，认为建筑节能领域不能丢掉校园这块阵地，大学校园既然是育人和科技创新的重镇，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节能减排事业是大学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社会使命。从校园做起，培育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科技人才，创新实践绿色科技，是大学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做贡献的重要责任，也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同济大学迈出校园节能示范第一步
　　记者：在我国节约型校园工作的开展中，同济大学敢为人先，成为了第一批试点示范高校。当时的历史现状下，同济大学是如何抓住这一历史契机的？在您的主导下做了哪些具体的推动性的工作？
　　谭洪卫：2007年当时，以同济大学百年校庆前后的一批校园新建和改造项目为契机，在原校长万钢(现科技部部长)的倡议和学校领导层的决策下，同济大学开始导入绿色科技在校园建设中的示范建设，并由本人牵头申报了住建部校园建筑节能示范项目，当时在建筑节能示范项目中是唯一的以校园为单位的示范项目。通过校园建筑设施建设、改造和运维中的节能节水节材等措施和科技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获得了2007年度中国建筑节能代表工程表彰、2008年度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内也开始出现一些自主创建节约型校园的院校。有了这样一个基础，随后在住建部建筑节能科技司、教育部社会发展规划司后勤改革处两个主管部门之间也取得了共识，在两部门联合指导下，由同济大学牵头组织国内在校园节能减排领域有所建树的大学共同探讨如何在大学校园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这也就是编制第一部节约型校园建设技术与管理导则的背景。当时并没有急于提绿色校园，是反思过去空洞讲概念而难以落地的现象，要抓落实，也就是要落实到校园基本建设、运行的职能部门，以节电节水等具体工作为抓手，推进设施建设、管理的节能减排，并以此循序渐进延伸到绿色教育、科研领域。节约型这个词与当时中央提出了建设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相呼应，抓实效促推进。该方案不仅得到住建部、教育部主管部门的联合指导，并也得到了财政部的大力支持。2008年同济大学作为牵头单位，在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山东建筑大学共同协力下，我们编制了我国《高等学校节约型校园建设与管理技术导则》，第一次为推进我国校园绿色事业提出了具体思路和行动纲领。紧随其后，我们又完成了高等学校校园节能监管平台建设、管理的技术导则，校园能源审计办法、绿色校园评价办法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的编制，并在2009年由两部委联合下发通知实施。至今已在近300所大学校园被选入示范校园付诸实施，约70多所大学通过验收。这是我国绿色校园建设的雏形或是说前期阶段，是我国绿色校园建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高校联动吹响节约型校园建设集结号
　　记者：我国节约型校园工作开展以来走到今天，您认为我国在绿色校园建设方面取得的最大的成功或成就有哪些？有哪些标志性或代表性事件？
　　谭洪卫：我国从2008年开始的节约型校园建设一路走来，最大的成就是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推进机制、落实到学校职能主管部门的实施主体、市场化的技术支撑体系和落地的示范项目。虽然这是一套具有行政色彩自上而下的推进机制，是一系列还有待不断完善的技术导则和规范，是一批需要可持续发展的示范校园项目，但是不容置否，这些就是全面开启我国绿色校园建设的集结号和里程碑。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2009年在同济大学由教育部、住建部和财政部联合召开的我国节约型校园工作会议，是我国全面开启节约型校园建设的集结号。2010～2012年连续三年度中国大学校园在国际可持续发展校园联盟（ISCN）获奖，显示了我国节约型校园建设丰硕成果：2010年度同济大学荣获可持续发展校园杰出奖；2011年浙江大学荣获校园学生创新先锋奖；2012年山东交通大学荣获校园绿色建筑奖；2010年《自然》杂志在绿色校园专题报道中报道了同济大学绿色校园建设成果；2011年由同济大学倡议，与浙江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江南大学、山东建筑大学、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共同发起创设“中国绿色大学联盟”；2012年中国绿色大学联盟受邀出席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里约会议）并与来自全球的绿色校园NGO组织共同发布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宣言；2015年COP21（巴黎会议）上中国绿色大学联盟与全球绿色大学NGO组织联合签署发布全球气候变动应对行动宣言。至此，我国节约型校园走过了这些年的初级发展阶段，开始迈向绿色校园的纵深阶段，从校园设施的节电节水抓落实，到节能监管体系平台建设，进而向绿色教育、人才培育、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全方位发展，并已经在国际社会发出了中国好声音，为中国形象加分添彩。

　　参与国际交流分享先进经验
　　记者：作为这项工作的先驱者，您曾多次受邀参加国际绿色校园组织的考察活动与颁奖活动。您有何感受可以分享给读者？国外有哪些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谭洪卫：最深的感受是绿色校园的推进方式的不同和认识的高度差异。我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政府扶持、行政牵引、示范展开，推进强度大，速度快。而国外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模式，没有我国的这些政府扶持优势，靠的是自律意识和自发行动，尊崇和依赖的是市场规律。我们的优势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们的弱势，推进快但不够细化、大众的自觉意识、能力建设和机制保障成为瓶颈；国外的推进强度虽不如我们强劲、推进不如我们快，但更多的出自自觉意识、认识有高度，有底层根基，后劲强劲。有些与国外的交流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让人有所思考。国外校园中的环保低碳人文气息比国内校园浓厚，学生的自主活动内涵和可持续发展度、可持续发展内容融入学校教育课程的广度和深度大都优于国内。北美、欧洲、澳洲都已形成绿色校园评价体系和表彰体系，但都是非官方的自主评价体系。每年开展选评先锋校园活动，形成了成熟的动态自评估系统，不需要行政认证约束但各校都积极参与，不断自觉求进获得社会和学校的价值认同。一些国家和州地区制定了严格的法规条例，例如加拿大，学校每年编制环境资源报告，提交政府，公布于社会，接受社会监督，也有一些国家自主自觉编制年度环境报告向社会公布，报告书由校长亲自署名承担法律和社会责任。国外大学或社会的环保的意识普遍比国内高，在有限的条件下积极创新思路，而不是依靠国家扶持。美国一些大学在新生入学时征募集绿色校园基金（例如，每位新生征缴5美元），用于绿色校园建设中学生申报创新实践项目的基金。日本的京都大学创设了校园内的碳税制，按各院系部门的能源支出预算征缴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校园节能改造项目。澳洲和美国的校园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已不止于节能，而是提出了校园碳中和的远大目标，即通过各种措施手段实现校园碳排放量核算为“零”（包括高价购买绿色洁净能源抵消校园碳排放的措施），有的大学校园已将学校教师职员的差旅产生的碳排放也列入核算范围中，目标设定的高度和实施难度都高于国内校园。北美的大学在组织构建上有其长处，大都设置有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在学校董事会下统筹校园可持续发展规划和实施，确保专职人员、专项经费预算并设定具体的工作目标，统筹从学生的创新活动、教授的相关绿色校园科研、校园基本建设与维护，以及学校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目标实现。
　　推动高校绿色节能可持续发展
　　记者：目前我国已有无数高校迈入了“绿色节能”的行列。作为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您认为这项工作开展到目前最大的不足是什么？存在哪些问题值得政府部门关注或解决？
　　谭洪卫：我国的大学校园从节约型向绿色推进，进入纵深阶段，已形成主流态势。本人从长期从事这个领域的科研与社会工作中的体会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绿色校园在向前推进，也得到社会高度关注。忧的是随着向纵深推进，我们的顶层设计（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学校层面）没有完全跟上、从示范到常态还缺乏长效机制、能力建设并不完善。事实上，我更关注这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实效。我们理应从校园设施建设与管理的节能减排（主要特点是基建、后勤部门主导）向学校绿色教育、绿色科技、地域社区联动、国际交流等全学可持续发展推进，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高层的更有力度的统筹、学校师生更加广泛的参与、社会更有效的监督。然而，现实上并没有做好这样的顶层设计和布局，从顶层设计看，教育部主管部门上除了后勤基建口外，教育口尚没有积极联动参与进来，这将难以将绿色校园融入学校主流业务。节约型校园建设是住建部科技司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联合指导下推进到今，但尚缺乏环保部主管部门的联动机制，中国绿色大学联盟已在国际舞台频频发声，中国的绿色校园建设已经引起联合国、国际社会热点关注，但尚未引起国内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学校高层、学生团体的资源力量尚需更有效融合，形成合力。为此，亟待教育部、住建部、环保部建立有效的协同推进机制，并推进到学校核心层面，让绿色校园建设成为与创建一流大学相宜的软实力。从实施方式及实效层面看，示范项目要向新常态转变，形成可持续发展机制。建议由教育部、住建部、环保部联合出台校园年度环境报告制度，并以此为抓手推进长效机制、措施的落实。这是有效发挥前期校园节能监管平台建设成果、形成未来校园碳核算、量化评估节能减排效益、推动绿色教育科研、接受社会监督引领社会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
　　下一阶段的绿色校园建设应重在自主、量化和模式创新。少一些官方认证多一些社会认可；少一些空洞概念多一些量化评估；少一些部门壁垒多一些协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