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精神
　　金泽刚专栏
　　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近日透露，从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成为1949年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而此前的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腐败案，相关部门初步查明，曹鉴燎涉嫌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7000多万元，另有2亿多元的涉案金额，检察机关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
　　有专业人士反思，靠什么终结“亿元贪官”？怎样防止贪官的腐败纪录被刷新？分析腐败原因也好，展望防腐办法也罢，当务之急更在于如何依法处理好眼前这两起亿元大案，让它们经得起历史考验，况且，现在正处于修改现行刑法，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当口，其意义更为重大。
　　现行刑法对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处罚，主要有10万元、5万元、5000元等三个是依据具体数额分界量刑的标准。其中，个人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于亿元巨贪，显然属于10万元以上的这个法定刑档次，“数额大小”与“情节严重”，虽然不能画等号，但后者作为一种综合评价，最重要的考量要素往往还是数额大小。3年前，受贿近两亿元的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和受贿1.08亿元的苏州原副市长姜人杰在同一天被执行死刑。这两人都被处以极刑，应该与“亿元”数额有直接关系。
　　随着贪腐犯罪的数额突破10万甚至数十万已成常态，惩罚贪官唯数额论的标准已经显露不少弊端，修改相关规定的条件日渐成熟。日前，正在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对贪污、受贿、行贿等涉及腐败犯罪的法律条文进行了修改。其中，对贪污受贿犯罪，拟将原先的“固定数额标准”，调整为“弹性区间标准”，即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等三种情形，相应规定三档法定刑，并保留适用死刑。这至少透露两点信息，一是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惩罚，更加强调综合考察犯罪人的主客观社会危害性，除了数额大小外，腐败行为的手段，造成的危害后果，以及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等都是要重点考虑的。二是对“情节特别严重的”极少数极端腐败分子，依然要适用死刑。在惩治腐败问题上，死刑依然具有较高的民意基础。
　　回到亿元贪腐案中来，由于这两起案件的最后处理还需要一定时间，其间正处于新旧法律规范交替期，适用法律就要遵循“从旧兼从轻”的罪刑法定原则。若在修正案(九)实施后审理案件，就要比较原来的规定和修正案的规定孰轻孰重，先考虑适用腐败行为发生时的旧法(1997年刑法)，如果修正案的规定要轻，则适用修正案的规定。从目前草案来看，并不见得修正案的法定刑规定要轻，否则也有违惩治腐败的初衷。只不过将原先的“数额”标准改为了“数额”加“情节”，法定刑档次没有改变。这样一来，如果修正案(九)就此通过，对亿元贪腐案件，即使适用原先的刑法，在考虑数额之巨的同时也要综合考量犯罪手段、危害结果、恶劣影响等“情节”要素。一般说来，在贪腐数额达到亿元以上的情况下，这些因素恐怕也轻微不了。
　　当然，对于媒体的报道，诸多案情还有待司法部门的查证属实，包括是否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如自首、立功等)，直到依法进行公开审判，并作出公正判决。(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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