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
　　今天的中国与世界，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关系的日益恶化，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但是不用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他们谈的可持续发展，经常不是一个东西。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虽然在政策层面得到广泛引用，对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解释却一直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分歧，理论上的含混影响了发展政策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
　　本文在辨析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指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中国当前转型发展的意义。　　
　　经济学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考和政策思考有着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基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考，这种范式不认为经济增长存在自然资本的极限，科学技术具有化解矛盾的能力，被称为是弱可持续性的研究方向；另一种是从强可持续性的角度，从生态系统对于经济系统的包含性关系和自然资本约束入手，解决人类社会从经济增长到福利提高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核心观念或研究视角上的区别，从根本上表现在是否认为经济社会是生态环境的子系统，由此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内容等问题上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特征。
　　一是目标差异。新古典经济学的目标是全力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性福利，次要地考虑社会公平分配问题，基本不考虑经济增长的生态规模问题，因此经常引起经济增长与社会分配、生态规模的严重冲突。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目标是市场性福利和非市场性福利的全面提高，因此它要考虑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生态规模多个目标的平衡。简言之，新古典经济学的重点是经济增长，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重点是福利发展。这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把增长定义为“规模数量或物质吞吐量的增加而不是市场价值量的增加”，发展定义为是“在一定的吞吐量下物质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的物质增长是可以无限的；但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物质增长是有限的，而发展才是无限的。
　　二是手段差异。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手段主要是指包括劳动、资金和技术等形式的物质资本及其使用效率，认为经济增长的不同资本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例如技术改进可以替代自然资源的稀缺和化解环境状况的恶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中的手段包括了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强调物品性资本与服务性资本相互之间有一定的互补性即不可替代性，而关键自然资本的绝对稀缺可以限制持续的增长。例如，地球大气层吸收二氧化碳能力的弱化，就是经济增长导致的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本的恶化。
　　三是政策差异。新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有效配置人造资本使它们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强调基于效率的市场机制与价格政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由于包括了市场型资本和非市场型资本，不认为市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机制，提出了包括市场机制、政府规制、社会信托在内的系统的政策体系。因此经济社会发展既不是依赖单一的政府规制，也不是单一的强调市场主导，为从市场一元和政府一元论走向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合作的良好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观点
　　不同于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常常被认为是有关发展的绿色宏观经济学，它在宏观发展问题上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表现在如下两个主要方面：
　　（1）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问题。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如果说经济增长在发展的前期阶段对于福利增加是正相关的，例如美国的1970年以前，那么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福利水平的峰值，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对于福利增加的边际贡献开始减少甚至趋近于零，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问题。这对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表明经济增长并不可以带来持续的社会福利增加，到了一定的时候，需要更多地转向非经济的福利增长。与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可以在非经济福利退化下提高社会总福利的观点形成对照，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强调可持续发展应该是非经济福利特别是自然资本提供的福利非退化的发展，这就是在理解可持续发展概念上所谓弱可持续性与强可持续性的差别。正是在强可持续性的意义上，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被认为是真正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与管理学”。
　　（2）经济增长的生态约束问题。如果说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关系质疑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合理性，那么经济增长与生态规模的关系质疑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可能性。通常，新古典经济学强调GNP反映的是价值量的变化，因此可以持续的增长。但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它与物质吞吐量有密切的关系。如果GNP是在物质吞吐量不超过自然极限的情况下持续增长，那么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家就不会对无限的增长有任何异议。但是现实中的GNP增长严重地依赖于物质吞吐量的增加甚至是超越极限的增长，因此这样的GNP增长实质上导致了非经济的增长，即自然成本的增加超过了经济收益的增加。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中国的意义
　　十八大以来，领导人提出了“五位一体”的中国梦发展战略和建设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概念，中国正在从数量型增长的发展阶段转入质量型发展的新阶段。与这样的社会转折相对应，有关经济增长和福利改进的理论指导，十分需要从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转向有更大解释力和实践性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从以上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可以发掘出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理论要素和政策思想启迪。
　　（1）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于中国科学发展的理论意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正确地指出，人类当前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关头：限制人类继续繁荣的不再是人造资本的缺乏，而是自然资本的缺乏。18世纪工业化运动开始的时候，世界上的稀缺资源主要是人以及人造资本，不稀缺的则是自然资源。因此工业化运动的目的是要以机器替代人，从而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但是工业化运动200年后的今天，人和人造资本已不再是稀缺资源，稀缺的对象已经变成自然资源，更确切地说是包括自然资源、环境容量和生态服务在内的自然资本。这就颠倒了以前的稀缺性模式。所以，经济学的原理仍是正确的，但是配置稀缺资源的主要矛盾变了。当自然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限制变量时，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开始受到自然资本的约束：例如捕鱼受到水产资源的约束。如果说原来只要机器水平提高，捕鱼产量就会提高，GDP也随着提高，那么现在的情况是鱼资源日趋耗竭，机器水平再高也无济于事了。今天，在世界上以及在中国，人们已经经常见到这样的自然资本制约经济发展的情形。
　　这样一种自然资本成为限制性因素的经济理论，对于理解和研究中国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理论意义。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本远远少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开始就受到自身自然资本条件的约束；另一方面，如果说在以前的工业化过程中，自然资本先天不足的国家还可以从世界范围内解决问题，那么在现在地球自然资本普遍稀缺的情况下，要在外部世界获得解决的机会是越来越小了，条件也越来越苛刻了。何况，像土地、水、环境容量这样的不可替代自然资本是难以在一个国家的国土之外得到补充的。因此，中国当前对生态文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问题的关注，决不应该是局部的、一时的、战术上的事情，而是全局的、长期的、战略上的事情。换句话说，由于自然资本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中国的现代化将不得不走出一条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当年不同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对自然资本稀缺性缺少感受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建立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无能为力的，而建立在自然资本稀缺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可以为中国探讨绿色发展理论和模式提供重要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工具。
　　（2）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于中国科学发展的政策意义。在自然资本成为限制因素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率以及公平等基本的政策问题。在规模问题上，与新古典经济学主张物质规模可以无限扩张不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主张是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是有极限的，好的发展应该是物质规模为一定情况下的社会福利的持续增加；在效率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等传统要素不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强调要同时注意提高土地、能源、水、稀缺自然资源等的资源生产率；在公平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忽视自然资本的社会分布状况不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强调在物质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物质分布需要从占有过多的部分流向占有不足的部分，这样才能增加社会总福利的水平。这意味着，发达国家需要降低自己的过度消费模式（西方学者提出的绿色转型B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腾出满足基本需求的物质发展空间（笔者在学术研究中提出的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C模式）。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有关规模、效率、公平问题的看法，已经被深刻地用到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之中，也同样可以对思考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中国发展带来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需要考虑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本供给规模和投资自然资本问题，即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生态红线”问题，例如中国城市化的最大土地供给能力应该是多少和可以是多少，中国工业化的最大能源消耗能力应该是多少和可以是多少，提高中国消费水平的最大水资源消耗规模以及垃圾产生规模应该是多少和可以是多少等等，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自然资本承载能力相适应的情况下提高中国的经济社会福利水平；其次，中国发展在提高传统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土地、能源、水、重要原材料，研究环境容量的资源生产率和环境生产率，中国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问题是绿色创新，即要用尽可能小的自然资本消耗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社会产出；第三，应该考虑社会公平在中国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意义，对于外部来说，需要在自然资本需求方面争取合理的发展权利，在绿色发展中区别于发达国家绝对脱钩的B模式，强调相对脱钩的C模式；对于内部来说，需要考虑自然资本占用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合理分配，形成不同发展强度的国土生态功能分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定符合当前世情和国情的绿色发展战略。
　　（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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