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阅读着同济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文献集要》。因为我非古籍专业出身，于古典建筑（应称作“营造”）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我只是一个忠实的拥戴者、倡导者。中国号称文献之邦，从原始人类语言符号到甲骨金石、真草隶篆，构成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还能与我们基本上相通，但从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中寻找出与建筑相关的文献来，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因为“六经无建筑”。当然，六经中不可能是无建筑，只是无相当于今日建筑观念的语汇文辞，我们的祖先一直将它称之为“经之营之”，“经营建造”，简称为“营造”或“营作”。
　　人类社会离不开建筑，可以说建筑是人类形成发展的必备条件。马克思把人定义为第一个学会使用工具的类人猿。这也和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上古穴居而野处”相一致。“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这就进入到了人类的“营造活动”的阶段。中国古书上所说的“穴居而野处”、“构木为巢”就成发展的主流，大到宫殿庙宇，小至猪圈鸡舍，无一不属穴居、巢居两类。两类的主体是“土木”，而土木营造的房屋都是相对脆弱的，不能持久的，求之久远或异域则惟有借助文字符号了。所以有人告诉我：文字是自己的，石头是人家的。也就是说文字记忆的是自己的记忆；客观建造的石头建筑是反映人家的心意。所以研究中国建筑就不外乎两路——实物与文献。从朱启钤先贤创办中国营造学社起，开始设置法式部（寻找实物印证法式）和文献部，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文献部主任刘敦桢，在他们的努力下，廓清了中国建筑的基本面貌。
　　今天，新生代学人如何继续光大营造学社诸先辈的研究事业，碰到的问题首先就是匾额楹联、碑刻地志的阅读，这对于他们来说已渐如异域隔朝，语言不通，文字亦有不通，成了他们展开研究的大障碍。更甚者，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也不是随便就敢问津的，这就需要不同专业人员的通力合作，共同研究，方能有望取得成功。程国政同志就是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历史需要的情况下介入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范围中来的古文献学者。
　　这套书分为先秦至五代、宋辽金元、明代、清代4卷，共7册，总计2054页，1024篇，300余万字，规模相当可观，门类相当繁富，与建筑实物的遗存亦颇一致。先秦惟有古籍思想理论描述或考古发掘推论推断，秦汉以后有了遗迹陵墓石阙。魏晋六朝有了石窟佛教和内外交流，隋唐五代开始有了石构、木构遗物。到宋辽金元就很客观了。而明清是全面继承发展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之大成，文献也就最丰富了。
　　从历代金石，到六经、诸子百家、史记、诗词歌赋、私人笔记小说、碑版石刻、地方志书、通志、专志,凡是能收集到的，他都作了极大的努力。这是不熟悉文献专业的人很难做到的。寻求这些文献如同海底捞针，他的工作让大家可以避免在浩淼的文献海洋里失去方向的麻烦。这是第一。第二，对难识的汉字做了识别与注解。第三，对难解的用辞用典做了专门注释，可以帮助阅读。第四，加注了断句、标点，特别是注意到专业特点形成的表现特征，这样使用起来就很方便了。至少省却了我们查找专业工具书的麻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一点也不假的。我们每一个操斤者备有此书则犹如利器在手，为善吾事提供有利条件。
　　当然，由于中国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有许多领域有待挖掘。建筑专业人员与文献专业人员结合，无疑是推动两个专业都繁荣、都发展的好路子，努力下去将会有好收成。特此向有志于此道诸贤者荐言。
　　（作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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