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学生们在李庄禹王宫内上课。 李约瑟 摄

在远离上海的大后方，在巴山蜀水的怀抱中，在陌生的乡音里和祠堂茅屋里，西迁的师生没有被艰苦环境和挫折打败。相反，他们视这次肉身的漂泊为精神的磨砺

这彰显了坚持教育之真谛：“惟能饱经忧患而不屈不挠者，方为可贵。”

本报记者 沈轶伦 朱雅文

上海东北角的吴淞，位于黄浦江长江交汇的入海口。

每个晴朗的清晨，天还蒙蒙亮时，这里都会聚集起前来打卡拍日出的游客。想来120年前，前清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走到这个水陆交通枢纽时，或许也在这里看过旭日东升的场景。那时的他，曾怀着要把这里建设成中国大学城、世界教育中心的雄心壮志。

1905年，马相伯在吴淞创办复旦公学，张謇曾助一臂之力。1912年，也是在他的倡议下，经黄炎培襄助，由张镠在吴淞炮台湾筹建校舍，创办了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同一时段，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也在此创办。

此时，由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于1907年在沪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已与新创办的工学堂合称同济德文医工学堂。1917年，学校由华人接办。从1919年开始，该校的吴淞校园动工兴建。

从淞沪铁路到校园之间，当时只有乡村小道，校方出资修建了一条规整的新路，连通校园和车站。新路，即被命名为同济路。根据《同济大学史》载：“吴淞新校舍于1924年春全部落成……校园内不仅有宏伟壮丽的罗马式大礼堂，设备齐全的实习工厂，雅致实用的德籍教员住宅楼，还建造了喷水池、大草坪，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学校于1923年更名为同济大学，1927年成为国立大学。年轻的学生们泛舟河上，周末唱着歌去城里吃汤圆。

今天，站在这条还保留着“同济”名字的路上，我们想寻找昔日大学城热闹的场景。照片里美丽的喷水池、大草坪在哪里呢？都没有了，一点儿痕迹都没有了。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在日军无情的炮火中，校园被夷为平地。

直到1946年春，从同济大学毕业后留校的武忠弼（后来成为著名病理学家）辗转回到吴淞，目之所及“片瓦无存，变成了大片稻田”。几经寻找，他终于在已经被当地农民用作农田的地面，抚摸到一片地坪，推测应该是大礼堂的混凝土浇筑的地面。

在目睹日军炮火将复旦大学图书馆炸飞、体育馆被夷为平地时，时任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发表《复旦被炸》，控诉侵略者企图灭绝我文化的滔天罪行：“……而文化机关，尤为其破坏手段之重要目标。复旦大学不独在地上位于炮火密集之区，在精神抗战上亦久已立于抗日的最前线。”

为了保护这部分精神抗战之火，复旦大学滞留上海的师生组成上海补习部，其余部分师生辗转迁到重庆北碚，在嘉陵江边建起战时校园。同济大学则在抗战8年间经历6次迁校，从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贺县八步镇，取道越南至云南昆明，最后迁往四川南溪李庄（今属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安下校舍。

在远离上海的大后方，在陌生的乡音里和祠堂茅屋里，西迁的师生没有被艰苦环境和挫折所打败。相反，他们视这次肉身的漂泊为精神的磨砺。

这彰显了坚持教育之真谛：“惟能饱经忧患而不屈不挠者，方为可贵。”

虽已垂垂老矣，虽面对残垣断壁，李登辉仍然相信，目前“所受之打击，不过为其生命史中之一阶段。正与吾国家同样，每经一次艰险，即促成一次新的进步”。

1938年3月21日，在北碚，复旦大学正式上课。炮声落在耳畔，山脚农舍简陋，但这些都未阻挠师生们的向学之心。1939年年底，创校人马相伯病逝越南的消息传来，复旦大学决定于重庆北碚建造相伯图书馆。师生们虽生活困苦异常，但仍以10元、20元的资金聚沙成塔，热烈响应。筹建图书馆的过程中，1940年5月27日，日军轰炸北碚，教务长、法学院教授孙寒冰等师生罹难。

面对眼前可怖的死亡，面对朝不保夕的明天，面对毕业后不定的前程，还要读书吗？

还要的。因为此时，读书，就是救亡图存。1942年1月起，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复旦大学。1941年到1944年仅四年中，复旦600多名学生投笔从戎。

沿着嘉陵江边长长的石阶，走到小路边，便能望见复旦大学北碚旧址。简单的校门上，醒目地写着“国立复旦大学”几个大字。沿着这条小路向东，有一处名人旧居。他的名字所有复旦人都铭记——陈望道。

这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是教育家、语言学家陈望道，是未来新中国复旦大学首任校长陈望道。

1940年，陈望道辗转从香港来到了北碚的复旦大学。1942年出任新闻系主任后，他到处募捐，终于在1945年筹建了一座新闻馆。因为陈望道的到来，新闻系的学生可以在收音室直接收听延安的广播；因为陈望道的存在，这里被师生称为“夏坝的延安”、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高校内迁的道路上，目睹破碎山河、见证炮火侵袭，师生们心中却萌生不屈的斗志。一路的颠簸里，孕育着未来的栋梁。

后来成为两院院士、著名桥梁专家、同济大学原校长的李国豪，在1929年16岁时就以优异成绩考入同济大学，家境贫寒的他设法坚持读完了2年德语、5年本科学业，1936年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又返校任教。

校园被毁后，同济大学开始了漫长的迁徙。趁假期回梅县老家省亲的李国豪，听说迁校金华，想方设法赶往金华。很快，学校再次迁徙，他急得和同事纪增觉一起骑着自行车赶去赣州。

1943年，后来成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肝胆外科专家的吴孟超只有21岁。此前已经在昆明同济大学附属中学就读的他，跟随同济来到四川李庄，吴孟超如愿以偿地考上同济大学医学院。

吴孟超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在李庄，白天，茶馆、江边，到处能看到捧着书本死啃的医学院同学；晚间，在黯淡的菜油灯下，他们孜孜不倦，Durchfallen（德语，意为考试失败）这个字老在脑子里打转，所以虽然倦极欲睡，也只好揉揉眼睛再念下去，就这样，常常通宵达旦。”

虽然医学生的“大体老师”令李庄的父老乡亲生畏，工学生的滑轮机械运转原理令人看不懂，他们只是凭着朴素的善良知道孩子们在学有用的知识，也用朴素的慈爱把“保护年轻人就是保护未来”画了等号。所以，他们毅然腾出了自家的院子和祠堂，请下庙宇里的神佛，让娃娃们有地方铺开书本和纸笔。

万里长江，滔滔不绝，同济从长江尾的吴淞来到长江头的李庄，在这里安放下平静的书桌。“六年间，李庄士绅官民，竭力为这所‘吾国学校中最有代价之学校’解难，而同济师生们，致力潜心问学、科教济世，投身文化抗战、救亡图存，追逐理想，不负光阴。”李庄古镇同济工学院旧址前有这样一段文字。

1945年8月15日，同济青年广播新闻社用自制的无线电将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李庄：

“抗战胜利了！小日本投降了！”

那天晚上，吴孟超喝醉了。

李庄沸腾了，同学们纷纷上街狂欢，茶馆饭店街上到处都是人！富裕一点的同学倾其所有，领着大家上了当地最高级的“留芬”饭店。

在北碚，复旦的学子闻讯后都兴奋地跳起来，甚至砸碎了好多茶馆的茶碗。登辉堂前立刻悬挂出了两只汽灯。夏坝上，爆竹声相连不断，连同师生高唱的抗敌救亡歌曲一起，响彻云霄……

战火的凶残，无法改变河流的方向。属于正义的胜利，终于到来！

1945年1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定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审判。42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梅汝璈被选为中国法官。1946年3月19日，梅教授从上海启程赴日。也正是在1946年9月底，最后一批复旦大学物资、员工和行李乘船东下，复旦大学留渝迁校办事处完成使命解散。

在李庄，当满载着学生老师和书籍的船身，远到再也看不见时，古镇又恢复了静谧。

但有一些东西留下了。师生们帮助古镇比县城早10年用上电灯。1946年初，吴孟超医前期考试通过后，到宜宾进入医后期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内迁时期同济毕业生中成为两院院士的有20余位。复旦则在夏坝原址留下了私立相辉学院。1949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考入该院农学院。

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今年出版的《中国抗战》记录着：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同济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上海法学院、东吴大学、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等8所院校相继内迁。除了大夏大学迁贵阳和赤水外，其余均辗转奔向四川。

高校内迁，虽是炮火中的无奈之举，师生们却用人格树起一座精神丰碑，支持了抗战，也赓续了教育，为中华民族保留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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