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来自高校界的代表、委员们不约而同把目光放在了“顶尖人才培养”这一问题上。

其实，每一年，针对“钱学森之问”的讨论都会在全国两会上“冒头”，但今年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尤为热烈，且“指向性”更加明确——代表委员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都谈到了顶尖人才培养应该有一套科学的“顶尖培养模式”。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而人才是第一资源。”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最受科学界、教育界人士关注的“金句”。全国两会上，有关人才培养的讨论，也围绕这句金句展开。

“创新人才的培养不能急用现招，创新意识、创新文化更需要水滴石穿、久久为功。”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针对“创新教育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建议，在大中小各学段贯通推进创新教育模式，试点建设“科技高中”与大学衔接培养人才。

方守恩是一个典型的工科人，他长期在高校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但这一次，他却把关注点放在了大中小各学段“贯通式”的创新教育模式上。

他注意到，目前我国创新教育推进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连贯性欠佳。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自成系统，缺少经常性的培养方案、教材等的协调；再比如，我国各学段的学校教育创新素养和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尚未形成生态链，“基础教育应试导向严重，重知识灌输轻问题探究，高等教育偏重于技术应用，创新能力不足问题积重难返”；此外，创新生态系统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共同参与不足，全社会在政策、机制甚至认识层面还未形成有利于创新教育的合力。

为此，他建议，一是在大中小各学段贯通推进创新教育模式。统筹推进大中小学创新教育模式改革，从小培养学生提问、讨论、合作解决问题等创新习惯。通过培养学生围绕一个问题或项目，运用多学科知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造就拥有科学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创新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这名大学教授把重点放到了“高中”。他在提案中建议“试点建设科技高中”，探索大学与高中教育相衔接的新型人才贯通培养模式，超常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在教育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区域，探索大学、地方政府和基础教育系统三方共同设立科技高中或特色班，选拔对基础学科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高中生学习相关专业与学科，甚至先修部分大学课程，培养思考与解决问题能力、探索学习能力、科技实践能力、创意革新能力，加强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方守恩认为，我国需要通过探索建立科技高中和大学贯通选拔及培养的方案，“超常规”培养选拔一批拔尖创新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和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三位高校领军人也在上海代表团的审议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一致把目光放在了特殊潜质学生的“长链条培养模式”上。

金力认为，当前应发挥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全周期、全方位、个性化支持引导人才发展，让资源跟着人才走。同时，探索拔尖人才培养改革，一方面让“关键少数”发挥关键作用，保证战略科学家、顶尖人才负责制落地见效；另一方面，要探索超常规、长链条、开放的未来顶尖人才培养模式。

梅兵也认为，我国应在守牢教育公平底线的基础上，对具有某学科超常潜质的学生进行特殊的培养，为他们开辟和畅通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培养的“绿色通道”，满足科技创新所急所需。

“简单地说，就是对于面向未来的拔尖人才的培养，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以‘拔尖’育‘拔尖’。”丁奎岭说，对整个教育体系来说，基础教育是人才的最“源头”，是基础研究的“底层基础”。要持续提升基础教育教师的培养层次，以拔尖的基础教育教师培养未来的拔尖人才。

丁奎岭建议国家能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支持一流大学博士毕业生进入国际顶尖实验室开展博士后研究，同时进一步支持和鼓励在综合性一流大学里办“教育学”专业，为培养拔尖基础教育的教师作更多探索，为基础教育发展注入新动能。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除了在高校里分管部分教学工作外，还负责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集团的工作。他长期在全国各个中小学校进行调研。在准备今年的提案时，他特别关心创新、自主和体系三个关键词，用他的话说：归根结底是创新人才如何发掘、如何培养、如何为其创造生存土壤的问题。

“这么多年实践下来，我们发现，针对那些在某方面特别有潜力的学生进行一体贯通式的特殊培养，是有道理的。”戴立益举例说，以上海探索的“上海实验学校”为例，这所学校的学生小学、初中分别只读4年和3年，目前来看，其探索比较成功，“像这样的学制，我们是否还有再扩大试点或者突破的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能源化工过程智能制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钱锋则从工科人才培养的小切口指出工科领域的关键核心人才要有“创新模式”来培养。他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加快构建数字经济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与机制的提案》。

钱锋说，我国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周期较长，高校对学科专业设置自由度不高，学科专业结构往往滞后于知识更新和实际需求，理论教学及工程实践内容的前沿性仍有欠缺，无法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工程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无法满足卓越工程师培养的需求。

此外，高校各学科专业之间的壁垒阻碍了跨学科知识体系的建设与实施，教学资源在学科和专业之间缺少流动和共享。从高校的工程教学来看，工程实践导向不足，培养模式单一化，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无法支撑对复合型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

“目前，高校教师多数从学校到学校，工程实践经验和能力不足，工程教育仍存在较严重的工科’理科化’现象。”钱锋指出，工程教育领域“重科研、重论文、轻教学、轻实践”等现象突出，高校现有考核评价机制不利于建立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

未来的工程学科，在钱锋眼中应该是这样的：工科生可以修读“工科+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双学位、主辅修的课程，他们既要掌握工业生产、工艺、控制、装备、研发、质检等专业知识，也要了解物流、法律、环保、安全、项目管理等多学科知识，他们的导师应该是制造专业与信息技术领域跨学科的“双导师”或“导师组”，学生有机会与不同专业的导师、校企导师等共同开展工程实践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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