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2月21日电 （记者苑基荣）2月21日，由同济大学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北京代表处承办的“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贸易强国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相关部委、高校和科研院所、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企业以及媒体代表近70余位参加研讨。与会嘉宾围绕“制度型开放与贸易强国建设”、“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与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贸港与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建言献策。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产业结构变革与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双重推动下，我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仍有巨大空间，关键是加快释放服务贸易潜力。要着力稳步扩大服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贸易结构转型的动力，推动服务领域制度型开放，推动服务业市场开放，推动服务领域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对接。

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表示，未来五年，中国制度型开放将给中国高质量发展释放更多红利。传统的国际经贸规则和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已难以适应当前新形势的需要；制度型开放将是全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是全面的新型的开放。推动制度型开放，一是要做好顶层设计；二是要主动对标各种自贸协定，特别是RCEP和CPTPP等；三是不搞单兵推进、零打碎敲，要真正实行立体式、全方位的改革。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表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贸易国，但还不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贸易强国。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高水平对外开放来推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加紧密的融合，使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发挥巨大的吸引力，让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更加畅销，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吕培明认为，把我国建设成为贸易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需要实行创新驱动战略，需要在均衡发展中打造国际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需要全面提升贸易安全保障能力，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我国建设贸易强国面临五个方面贸易转移的挑战，即大国竞争博弈引发的贸易转移、俄乌冲突引发的贸易转移、百年疫情引发的贸易转移、成本驱动型贸易转移、国内企业走出去引发的贸易转型。为此，相关统计指标要从GDP转向GNP；要把转口作为贸易创新发展的重点，打造世界型贸易平台，通过中国给全世界创造出口、进口、转口的机会；要将贸易强国和国家的其他大战略有机结合。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指出，中国要在制造业产业基础上构筑服务业，形成生产服务标准，打造新的贸易圈。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刘兴表示，制度型开放对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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