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以“数字时代的城市应急管理”为主题的第二届“新技术·新治理·新城市”论坛在线上举行。

数字时代，全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极大地考验着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效率和有效性。作为撬动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正颠覆传统的思维逻辑、决策方式和管理模式，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加积极主动地迎接应急管理形势的变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推进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坚决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重要挑战。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刘杰认为，讨论数字时代的城市应急管理，关键是把数字和城市应急管理结合起来。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应急管理效率，提高应急管理的全方位覆盖。另一方面，在提高效率和覆盖面的同时，需要更好地体现人性化、人文关怀。

同济大学文科办主任刘淑妍教授指出，一直以来，城市都是落实国家治理和抵御风险的基础单元，更是应对重大突发风险的前沿阵地。当前，风险源的多样性、诱发机制的复杂性和复合性，进一步放大了风险对城市生活的危害冲击。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保持战略定力，主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如何加强城市风险治理，应用新技术不断提升城市应急管理能力，是当前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的一项重要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李瑞昌教授以“一网统管”平台为例，阐述了城市应急管理的“分事”原则。“一网统管”最重要的就是高效处置一件事，这件“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事，通常指的就是应急之事。应急之事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多，二是急，三是难以预测。应急处置中的“分事”，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管理路径，以线下组织为主体的管理方式；二个是技术路径，通过线上的平台进行“分事”；三是线上线下结合起来的路径。数字时代可能加速了治理当中危机和风险的扩散，缩短了应对危机的时间，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快速反应或者敏捷治理的技术支持。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施骞教授指出，关于智能社会治理，其实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智能的社会治理，主要是指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社会治理各个领域。另一种是智能社会的治理，比如，人工智能用在很多地方，但怎么把它治理好？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说，数字时代的应急管理，既要让人工智能赋能，同时也要把人工智能治理好，最终倒逼形成新的城市应急管理模式。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翁文国教授认为，对于城市来说，公共安全应该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我国提出到2035年将建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安全发展城市，持续推进形成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建成以中心城区为基础，带动周边、辐射县乡、惠及民生的安全发展型城市。这样的城市模式，亟须构建体系化的城市安全防控体系，打造全方位的、立体化的城市公共安全网，创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和服务模式，进而提升城市安全发展与管理水平。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刘兴华认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的高效运行，三分靠建设，七分靠治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数字时代，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治理理念要实现根本转变，要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从物理空间的城市向生命有机体城市转变，最终实现“敏捷治理”。所谓“敏捷治理”，除了提升技术有效性，还要体现广泛的参与性、适宜的温度和弹性、最大的包容性，能够及时回应市民的需求，推动整个城市可持续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高恩新教授指出，数字赋能是一把“双刃剑”，在强调技术效率的同时，也要注意技术的功能限度。公共治理本身是一个复杂、动态、多元博弈的过程，包含公平、公正等价值判断。因此，既要看到城市应急管理中技术所起到的增效、赋能和赋权的作用，也要对技术的功能边界保持反思和警惕。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韩传峰教授认为，治理的核心就是多主体上下结合，利益均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共商的问题，只有共商才能促成共识，有了共识，才能确保治理结构合理、目标均衡。就城市治理来说，各要素之间、主体之间、结构之间，应该及时回应、科学回应、精准回应，这是现代城市应急管理的核心问题，也是科学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应急管理应该是“治未病、治未乱”，要把准备工作做在前头，而不是等事情发生了，再被动应对。

本次会议由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共同举办。

作者：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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