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工作在商务楼内的人呼吸的大多是老龄空气！”空气净化专家、同济大学热能工程系范存养教授的话让人大吃一惊，“室内新鲜空气的‘寿命’很短，换气越频繁，空气越‘年轻’，对人体也就越健康。”

在上海，人们在室内呼吸的“年轻”空气似乎越来越少。在本市一项对三幢密封式空调商务楼空气质量调查的结果显示，商务楼内存在严重的氨、甲醛和挥发性有机物污染，为典型的“病态建筑”。不少工作人员觉得有刺激气味，刺鼻、流泪，并伴有头痛、头晕、胸闷、乏力、咽喉肿痛、皮肤过敏等症状。这样的现象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病态建筑综合征”。

范存养所在的上海制冷学会空调学术委员会与上海建筑学会暖通空调委员会、上海电子学会洁净技术委员会近日联合进行一次室内空气污染控制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现在一些大楼越造越漂亮，可室内空气品质却在下降，由此产生的“病态建筑物综合征”在上海也日益见多，亟须完善相关法规和监管程序。

不愿花钱买优质空气

省钱，是造成室内空气质量低下的原因，一些商用办公楼的业主、中央空调的生产企业都在省钱。

首先，省在造空调、建楼的过程中。过滤器是中央空调的核心部件，它的好坏决定了室内空气的品质。由于空气是摸不到、看不见的，业主们就开始节约了。按照规范，过滤器一般应该有两道过滤关口，因此占用空间通常较大。于是，为了省钱，过滤器就成了“二合一”，过滤灰尘效果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中央空调的生产厂家也在过滤器的材质上做起了文章。瑞典的康斐尔公司2002年对京、沪、深三市的公共及商用建筑空调系统作了一次抽样调查，发现85－90％的过滤设备使用粗效或几乎无效的过滤设备，仅有6－8％使用了中效过滤设备。范存养教授说，即使是中效的过滤设备，也只能阻挡肉眼可见的灰尘，而对那些能引起人体损害的微粒毫无作用，这些过滤器在国际上都是被禁止生产的。

其次，省在大楼的运营过程中。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安全科科长苏瑾告诉记者，许多商务楼在设计和建造初期，室内空气循环运作正常，通常能够达到人均每小时30立方米的卫生标准。但是一旦投入运营，业主单位就开始省电、省钱了，新风输入减少，导致大量有害气体在室内积蓄、循环。上海一家星级宾馆的负责人宁可花巨资买窗帘，也不愿意更新过滤设备，他说：“空气的品质是客人无法直观察觉的。”

洗“肺”产业不完善

由于上海商用办公楼普遍设有食堂，空调管道大多成了老鼠的秘密通道。某高楼近日给中央空调风管系统做了清洁，竟然扫出2吨垃圾，其中包括死老鼠、昆虫尸体、尘螨等。可令人担忧的是，愿意进行清洗的人少之又少，上海近3000幢商务楼、宾馆、展馆、大卖场等楼宇，能定期“洗肺”的只有15％，绝大部分“眼不见为净”。

非典之后，上海涌现了一些清洁公司，但是这些公司往往没有专业的设备，清洗草草了事。仅有的一两家专业清洗公司，主要使用国外设备和技术，进行一幢高楼中央空调的地毯式清洗，需要2个月的时间，因此费用过高，大楼物业部门望而却步，清洗产业难以形成。

韩国一家生产中央空调清洁剂的负责人居然通过记者，呼吁出现一些国内竞争对手。他说：“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企业从事中央空调清洗服务，有了竞争才能降低产品的价格，才会吸引更多的客户，我们才能寻找商机。”

监管存在盲点和滞后

2003年3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规定的控制项目中不仅有化学性污染，还有物理性、生物性和放射性污染，对室内空气质量有了全面的衡量标尺。然而，这样一个标尺却只是国家的推荐性标准，并非强制性法律法规。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安全科科长苏瑾告诉记者，监管室内空气质量时的依据，仍采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中的相关标准。由于时代的变迁，办法已经产生盲点和滞后。

根据《办法》，疾控中心长期对28类公共场所的空气质量进行监管，但却无法对近年来新出现的公共场所，尤其是人口密度激增的商用办公楼、证券交易所、婚纱影楼等法规盲点进行监控。即便是对28类已监管场所，苏瑾也存有担忧：“我们用的标准是10多年前的，那个时候装修、材料都是非常简单的，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尤其是医院等特殊场合，在经历了非典后，《办法》已经不能对健康发挥完全的保护作用了。”此外，就算违反了《办法》的标准，相应的处罚力度也是微弱的。

据悉，一些专家已经对《办法》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但不知何故，迟迟未能实施。

根据WHO公布的《2002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室内环境污染已经与高血压、胆固醇过高症及肥胖症等共同列为人类健康的十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