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已经明确地提出走向深海大洋的需求。我国在太平洋调查多金属结核等资源，在南极和北冰洋的探索，以及南海大洋钻探的成果，都标志着海洋调查研究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在本市最近召开的东方科技论坛上，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汪品先教授和中科院院士、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苏纪兰研究员等专家认为，当务之急是要确定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方针。
　　专家介绍，2003年10月1日，一项由美、日两国为主导、欧盟急欲分庭抗礼的人类认识地球史上最雄伟的计划———“国际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拉开了帷幕，从而引起世界大洋领域美、日、欧三方争雄的激烈场面。IODP计划打穿大洋壳，揭示地震机理，查明深部生物圈和天然气水合物，理解极端气候和快速气候变化的过程，为国际学术界构筑起新世纪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平台，同时为深海新资源勘探开发、环境预测和防震减灾等实际目标服务。其钻探范围扩大到全球所有海区（包括陆架浅海和极地海区），领域从地球科学扩大到生命科学，手段从钻探扩大到海底深部观测网和井下试验。该项计划全面启动后，年度预算将高达1.6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大洋中脊计划（InterRidge）、国际海洋全球变化计划（IMAGES）、国际大陆边缘计划（InterMARGIN）等，也都以深海海底为对象，开展调查研究。
　　国际深海竞争的经济背景，在于海底现有和潜在的资源。最为现实的是深海石油资源，海底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约占世界总量的45%。当前各大石油公司的新动向就是走出已经勘探较多的陆架海区，寻找深海海底的油气藏，我国也正在开始实施该计划。
　　另一项潜在的能源是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冰”，分布在水深数百米的大陆坡和永冻层。据估算，其储量大约相当于全世界煤、石油和天然气总碳含量的2倍，相当于目前世界年能源消耗的200倍，是一种潜力很大、可供21世纪开发的新型能源，有可能在10年内商业化应用，我国亦已立专项开展调查。
　　深海基因资源是最近提出的新目标。目前国际上深海生物基因资源的开发应用已经带来数十亿美元的产业价值，成为蓝色海洋的朝阳产业。“十五”期间，我国深海生物的分子生物学及其应用研究已经开始并取得初步成功。
　　当然，大洋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海底热液硫化物矿床，是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海洋金属矿床资源，估计将成为21世纪有关金属矿床的主要来源。
　　专家认为，我国在深海大洋的研究中，需要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分析国际走向和本国的特色，瞄准前沿，选择重点，聚集力量，调整格局，力争在国际竞争中早日脱颖而出。为此，战略研究是当务之急。
　　首先，在国际合作研究中要有我国自己的计划。由于深海研究中高技术集中、经费投入量大，即使发达的国家也必然走国际合作之路。而一个国家在大洋科技上的实力，也只有通过国际较量才能体现。我国目前深海基础研究的规模太小，范围过窄，同时又缺乏针对我国需求、国内与国际计划配合的全面计划。
　　其次，国内深海项目之间应有宏观调控、相互配合。据估算，我国“十五”计划中仅以专项形式对海洋的投入，便达50亿元之多，其中不少专项进入深海。可惜专项之间互不相关，缺乏宏观调控，科学目标不集中，谈不上有国家高度的重大命题，结果是国际上缺乏竞争力，陷于被动，国内又难有重大突破。
　　专家还认为，世界许多沿海大城市就是海洋科技中心，上海尤有发展成为诸如“西太平洋海洋科技中心”的种种优势。上海发展海洋事业应该有高起点、远目标，与兄弟省市有所区别，深海便是一种选择。深海的探索和开发，首先是国家行为，投资也确实来自中央。但以中国之大，必然会在某个地区形成深海探索和开发的中心，其中上海具有最佳条件。深海工作全以高新技术为支撑，这正是上海的优势。在迎接海上的科技竞争中，在铸造海陆结合的文明中，上海应当走在前列。
　　然而，如何实施海洋事业的发展，存在着一系列的战略问题。各部委与地方的不同单位之间，如何找到交叉点，整合力量作出合作贡献，在深海大洋众多领域里，如何选择重点、寻找“把手”，制订可操作的计划，在高新技术和前沿科学研究之间，在产、学、研三者之间，如何加强中间环节、疏通交接渠道，都是研讨的重要问题。

2005-8-6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