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们编集了“高校老建筑”专题，去重温那些曾被我们“熟视无睹”的老建筑，那些既拥有着历史凝重感又带着浓浓书卷气的地方，感受它们经久不衰的魅力。这次我们首先走进复旦、同济及二军大校园。
    因文化遂成标志——相辉堂

建筑常常是一个机构的标志，有时还象征了一种精神，就如复旦大学的相辉堂。简洁的白色墙面，青黛色的歇山屋顶，给人一种长者般稳重的感觉。宽阔且完全对称的立面加上正面一对对称的转角楼梯，以及红色的实木大门，使人站在正门前顿觉庄严肃穆。

今天看来，同许多新楼相比，相辉堂更显得古朴素雅，甚至可以说略显破旧，然而没人会怀疑它是复旦的标志。这标志不只在建筑本身，更在其所蕴含的文化意味。相辉堂不是因为建筑而成为标志，而是因为文化。

至今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相辉堂原名登辉堂，是1947年初夏在原复旦第一宿舍的废墟上建造起来的。当时，担任校长的章益是李登辉老校长的学生，为了让老校长安度晚年，他向各地校友募集了30余两黄金，准备作为老校长的颐养金。李登辉老校长知道后，坚决不纳。经协商，众人决定扩大募捐，用这笔钱修建了登辉堂。复旦80周年校庆时，学校领导为了永远纪念复旦的创始人马相伯和校长李登辉两位先生，则将其改称为相辉堂。（叶钟楠）

一位见证历史的老者——飞机楼

谈到飞机楼，也许老一辈的上海人会比较熟悉，以它独特的外形，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如今，它深藏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内，犹如一个迟暮的老者，环顾周遭高楼大厦平地而起，未有动容，独守着自己的那份清高以及曾经的不可一世。

追溯这幢楼的历史，可及上个世纪30年代。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出动飞机从空中轰炸中国军队阵地及居民区，使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也使飞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国人广泛认识。1933年元旦，中国航空协会在上海成立。1935年上海计划建设“新上海”博物馆时，让出原属博物馆的十亩土地给中国航空协会建造大楼（今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内），1936年5月5日正式使用。

大楼由中国著名建筑师董大酉设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机首和前翼组成，共三层。机首的底层为会客室。沿扶梯盘旋而上，到达顶层，顶层为纪念堂，建有圆形环墙，嵌以黑色大理石。中间呈圈状，建成三祭台。祭台正中镶着一块蓝色玻璃，阳光透过玻璃，直射大厅，此即“皇琼宇”。在登高直达白石砌成的“圜丘坛”，坛分为三层三围，用石倍数均依“九”增减，称“小天坛”，确是誉之无愧。前翼的一、二层，为航空陈列馆和航空图书馆。第二部分由机身尾翼组成，高两层，多为航空协会办公室。穿过机舱走道，便达二层高的尾翼。尾翼上镶有“中国航空协会”字样，体现其历史价值。但建成仅一年后，在“八·一三”事变，飞机楼遭严重毁坏，飞机楼也被人遗忘。第二军医大学成立后，它作为大学的标本馆使用，行使它新的历史使命。

1991年泰国华侨郑钟良先生来长海医院做体检和治疗时，发现楼对面一座酷似飞机的建筑，门右侧的奠基石，记述着这座楼的历史。于是，了解了来龙去脉后，决定出巨资2000万人民币，予以修缮。

飞机楼从建成到现在，前后经历70余年。在侵华日军铁蹄践踏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它背负着“航空救国”的使命横空出世，以期激励国人强国自救之心；在和平年代，它作为标本馆，为中国的医学事业添砖加瓦。在这70余年间，飞机楼见证着中国的历史。（赵波）

在新式建筑群中傲立——文远楼、大礼堂

走在美丽的同济校园里，我们的目光很容易被一幢幢崭新、漂亮的建筑吸引。然而，在形状各异、流派纷呈的建筑群间，一些积淀着悠久历史，孕育着历代学人的经典建筑，仍然在见证着百年同济的昨天与今天。

同济大学文远楼至今仍被奉为中国现代建筑的经典之作，入选《世界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是中国早期“包豪斯”建筑的经典代表。文远楼建造于1954年，是典型的三层不对称的错层式、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其建筑面积达5050平方米。不论进厅、房间、楼梯还是细部的设计，都显示了设计者对于现代建筑精神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它不仅娴熟而恰当地运用了这种现代建筑的手法，更主要的是，从建筑理念到空间、功能的布局、处理，以至构件、细部的设计，都贯穿了现代建筑思想。

可容纳3000人的大礼堂，建成于1962年，也是一座值得回味的建筑。该建筑所采用的钢筋混凝土预应力联方网架、双曲薄壳屋面结构，其设计、施工之新颖，跨度之大，在当时的我国建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它的体量和容量十分庞大，内部却没有一根柱子，而拱形结构自身又赋予建筑真实而独具特色的形式，给人以简洁，轻盈的视觉感受。建成之时，它是亚洲地区最大的无柱中空大礼堂。（赵振富）

            2005-3-30《新民晚报》作者 叶钟楠 赵波 赵振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