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道路十分漫长，然而决定命运的就是那关键的几步。

算命的常把“命造”比作船，把“运途”比作河；我认为事实正好相反：命是河，运是船，船只能在河里走。

电影《上甘岭》有首插曲《我的祖国》，第一句歌词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确实如此，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如奔腾的大江，波涛汹涌，滚滚向前。可是在同一条大江里，为什么有的船走得快、行得稳，而有的船却走得慢，甚至翻了、沉了。命是无法选择的，你生在中国，还是生在外国；生在城市，还是生在农村；生在有钱人家，还是生在贫苦人家，都不由你选择，命中注定。可是如何走对人生道路，行稳致远，那必须由你自己负责。

中国有句谚语：“男怕入错行，女怕选错郎。”毫无疑问，选择自己喜欢而且擅长的专业和职业，找到理想的伴侣，确是成功人生的重要选择。“入错行”，将别扭一辈子；“选错郎”，会影响三代人。然而人生最重要的选择是：必须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否则，就会走错“历史的房间”，一错百错。

1939年，我出生在江苏太仓的一个有钱人家。新中国成立时我刚满10周岁，不久进行土地改革，我的家庭成分被划定为“工商业家兼地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上海铁道学院任助教。当时，我躲在寝室里认真读书，怕被“革命造反派”发现，每到夜晚我就在台灯上用棉帽代替灯罩，有一次，棉帽被烧出了一个大洞，把我吓坏了。后来我买了许多棉帽，以便及时更换。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一个新方针：“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而且还给了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一个称号：“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此我在思想上得到了解放，为了感谢党的政策对我们这些人的信任，我工作和学习十分努力。

1983年春，当时我在铁道部教育局助勤，每个月回上海铁道学院一次，给研究生集中讲授两天课程，做到工作、教学两不误。有一次，时任铁道部教育局局长的丁关根同志问我，看你工作、学习很努力，作报告、讲课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思想高度，为什么不入党？我告诉他，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有顾虑。我父亲是资本家出身，因为拥护党的政策，在公私合营后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毅然把我家所有的私人积蓄全部捐给了企业，使企业得以坚持下来。以后，他受到党的教育培养，先后担任太仓县副县长、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直到退休。可是，对于我来说，家庭成分是不可改变的。丁关根同志说，家庭出身无法选择，但革命道路要自己走。近现代的中国革命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在错综复杂的革命征途上，党也会走弯路，可是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就能不断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短短一席话，句句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我记得，丁关根同志在知道我已被批准入党的那一天说，这个月破例，学校党组织一通知你参加支部大会，你马上出发，不必等到月底上课再回上海。

从此，我的工作学习有了新的动力。无论何时何地做任何工作，都是在某一个党组织的关怀、指导下完成的，有了成果也首先向党组织汇报。这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1986年7月22日，时任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现代化管理研讨班的全国62个铁路分局的分局长和28个大站的站长，并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铁路改革座谈。开会刚入座，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丁关根同志在扩音机里喊我的名字，我忐忑不安地走上前。原来万里同志读到了我撰写的长文《铁路大包干的由来及其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重要意义》，那张报纸就摊开在他的面前。万里同志先问我年龄多大，哪个学校毕业，然后表扬我写了一篇好文章。这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一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鼓励给了我不断进取的动力。

我不会忘记7月22日这一天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它也是丁关根同志在2012年逝世的日子。想到丁关根同志对我的谆谆教导，我只有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行动来怀念我的革命引路人。在丁关根同志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他要我用半天时间为全国各省区市的宣传部长讲授管理学知识，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上海《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从科学管理、管理科学到管理文化》。

1994年，我参加了对《京沪高速铁路重大技术经济问题前期研究报告》的评审，这一研究课题揭开了京沪高速铁路建设的序幕。2011年5月，我有幸参加了京沪高速铁路验收组的工作，在通车那天，美国有线电视网CNN播出了对我的采访，我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京沪高铁的特点及其非同寻常之处。

在“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我受命参加了国务院调查组专家组工作，为分析确认事故原因和如何吸取教训在温州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1996年4月24日，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上海铁道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所城市轨道交通学院，创办了《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杂志，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套“城市轨道交通系列丛书”，共九本，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在2000年出齐，填补了当时的空白。

2004年11月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但退休后仍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担任同济大学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和《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杂志的主编。2019年1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高铁丛书”（共九册），由我担任主编。该套丛书曾被列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和2018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至今，我已年过八旬。回想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从助教成长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转变为中共党员和领导干部。看到我国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十分庆幸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高人指点，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入党后，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能时刻倾听人民的呼唤，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努力工作，大胆创新，来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

退休不等于退步；生命不止，学习不停步，创新不停步。当前，我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做好同济大学老科协工作，充分发挥老科协作为党和政府联系老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弘扬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科技报国的光荣传统，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愿与年轻朋友们共勉之。

祝大家都能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有情怀、有创新能力的社会栋梁。

（作者孙章系我校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杂志主编）